1973年，周总理去机场接外宾，看到徐帅身边站着一老妇人：她是？ “1973年4月13日11点15分，首都机场贵宾厅里，周总理压低嗓子问我：‘小王，徐老身边那位老太太是谁？’”一句话，把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逗乐了，却也把大家心里那份隐隐的担忧勾了出来——总理的视力，最近是真的不如从前了。 西哈努克亲王此行转道广州再飞北京，这是外交部和国务院几次磋商的结果。临行前夕，周总理身体刚脱离输液期，医生反复叮嘱他别久站，可他一口回绝：“外宾远道而来，我不去迎，像什么话？”一句话，既是礼节，更是担当。于是在北京，他坚持守在跑道边；而广州段，他把任务交给了同样久经风浪的徐向前元帅。 徐帅到广州时，同行的还有夫人黄杰。外人知道徐帅是红军时代的“三大主力”统帅之一，却未必了解黄杰的履历：早年女师求学，长征途中给伤员换药、给战士分粮，一路从江西走到陕北，最终在瓦窑堡与徐向前补办婚礼。夫妇俩历经烽火，感情却始终如一。此次广州迎宾，她怕老徐耳背，主动要求随行，以免礼节上出差错。 飞机在北京上空盘旋时，周总理靠在舷窗前轻轻咳嗽，身旁警卫忙递水。他摆手示意不用，眼睛却始终盯着跑道。自1955年授衔那天起，他与徐向前并肩处理过无数军政要务，如今再见老战友，难免亲切。可当队伍下舷梯后，陌生感却突然冒了出来：徐向前身边站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身形消瘦，笑容温和。总理眯眼看了好几次，依旧没能对上号。 不得不说，当天的阳光偏刺眼，加上周总理常年劳累，裸眼视力急速下降却又不肯配镜，误会就在那一刻出现。他招手把秘书叫过来，指着那位老妇人小声问：“她是？”秘书愣了一秒，压低声音回答：“总理，那是黄杰同志。”话音落下，周总理先是惊讶，随即爽朗大笑，“怪我怪我，这眼睛不行了，差点没把老朋友认出来。”一句话，瞬间化解尴尬，也让西哈努克亲王感受到中国式幽默。 笑声落定，迎宾程序紧凑展开。礼兵齐步、军乐奏响，西哈努克亲王走向红毯尽头，周总理礼貌致辞，徐向前与黄杰在侧协助翻译。其间，周总理不时侧头与老战友交换眼神，那份默契多年未减。有人注意到，黄杰提着随身小包，包里除了简单化妆品，还有备用听筒和降压药——她从不把照顾徐帅当负担，反倒像一名随军军医，把老伴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有意思的是，午宴前的短暂休息里，西哈努克亲王兴致勃勃地聊起在广州看黄花梨木雕的见闻，徐向前插不上话，黄杰用流利的法语帮忙对接，亲王竖起大拇指连声“Madame Huang，excellent！”。徐帅转头看黄杰，眼角尽是骄傲。几十年风雨相伴，比起枪炮声，她更习惯用语言为国家多做一点事。 下午两点，外宾车队驶离机场，周总理才长舒一口气。警卫发现他微微摇晃，忙扶住。周总理摆摆手，却对黄杰说：“老黄啊，我得去医院配副眼镜，再这样下去，怕误了正事。”黄杰轻声回应：“配吧，总理。眼睛也是武器，得保养。”徐向前在旁边哈哈大笑，“总理，咱俩都老了，服老也得讲科学。” 那天之后，医疗组真给周总理配了副近视镜。可他工作时还是习惯摘下，因为“挡事”。医生无奈，只能在灯光、文件字号上做文章。党史资料里，对这段细节几乎没有记录，但在场的卫士回忆起来，总会感叹一句：那是一群把自己身体当次要、把国家利益放首位的老革命，连配眼镜都能拖到看不清战友的地步。 徐向前与黄杰则在返程的车上并肩而坐。黄杰悄悄把那副备用听筒塞到徐帅耳边，“今天人多，你听得清吗？”徐帅握住她的手：“听不清有你在。”窗外长安街的梧桐摇曳，夕阳覆在两位白发老人的肩头。若非亲历，很难想象共和国的脊梁竟是如此柔情而质朴。 首都机场的那场小插曲，从未写进正式公报，却在老干部口中流传多年。他们说，总理的笑声、徐帅的爽朗、黄杰的细心，都比繁文缛节更有感染力。时代的帷幕不断更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却拼凑出一幅可亲、可信、可敬的国家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