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有个地下党员从台湾带回一份名单,见了相关人员就直接说:“我回来就为一件事,名单上这 100 多个人,不是叛徒,我要为他们说清楚!” 这位地下党员叫谢汉光。1988 年 12 月,他到了北京国家安全部招待所。 谢汉光头发已白,手里紧攥着装有名单的牛皮纸袋。接待的人接过文件,看到泛黄的纸上写着 “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委烈士名录”,落款 “叶依奎” 三个字,让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因为在台湾特务的档案里,“叶依奎” 被叫做 “共党潜伏最深的老狐狸”,谁也没想到,这个人就是眼前的谢汉光。 谢汉光掀开棉袄,从里面的口袋拿出党员证给大家看。他说:“同志,我是谢汉光。这名单,是我在山里过了 38 年换来的。” 他接着说,“叶依奎” 是他的化名。 在场做情报工作的专家们听了,都愣住了。原来,那个在台东林场当 “高山族樵夫” 的人,竟是 1947 年就入党的老地下党员。 牛皮纸袋里,除了名单还有个笔记本,上面沾着不少树汁。谢汉光在这泛黄的本子上,用很小的字记着:“1950 年 3 月,蔡孝乾叛变后,我亲眼看到 37 名同志被赶上刑车。他们唱着《国际歌》。” 这些字让审讯室里的人都没了声音。蔡孝乾叛变后,台湾的地下党差不多全完了,可谢汉光却在特务的搜捕中活了下来,这背后的难处可想而知。 在公安部的档案库里,工作人员找出刘光典的卷宗。档案记载与谢汉光所带名单不符,曾有报道称刘光典投降,但名单上标注其为牺牲,引发争议。 谢汉光拿出一张照片,是台北市立殡仪馆的骨灰寄存单,编号 00743 的格子里,放着刘光典的骨灰盒。 更让人震惊的是,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半块银元。他说:“这是 1954 年刘光典在旗山突围时,托山里的老百姓带给我的党费。” 1949 年 11 月,刘光典在台湾基隆港执行任务时,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已叛变,出卖了联络点。 后来刘光典在台中火车站被抓时,怀里还揣着没送出去的蒋介石 “反攻大陆” 计划情报。 刘光典被关在台北市军法处监狱,遭受残酷刑罚。特务以全家去美国诱降,他坚决拒绝,咬碎牙齿,用血写下 “共产党万岁”。 刘光典的妻子王素莲因误信其叛变含恨而死,女儿刘玉芳曾为给父亲正名,在派出所门口跪了三天三夜。 谢汉光说:“刘光典的儿子刘玉平,现在是大连造船厂的工程师。这些年,刘玉平一直在台湾打官司,就为了证明他爸爸是清白的。” 北京的调查组到大连时,刘玉平哆嗦着打开保险箱。里面整整齐齐放着 87 封台湾高等法院的判决书,每一页上都盖着 “没查到刘光典投敌的证据” 的章。 刘光典为了躲开追捕,躲在山洞里,用竹筒接雨水喝,靠嚼树皮填肚子。山里的老百姓给他送发霉的饭团,他一定要给钱,称 “共产党有纪律,不能拿群众一点东西”。 特务为了让他出来,把他 70 岁的房东阿嬷绑走了,可他宁愿在暴雨里跑三天三夜,也死守党的秘密。 1959 年临刑前,刘光典托看守带句话给谢汉光:“告诉组织,我没给党旗丢脸。” 谢汉光在台东林场听到这话时,手里锯着的木头突然断了。这已经是他第 135 次梦到战友被押去刑场了。 1991 年春节,刘玉平兄妹被请到人民大会堂。民政部副部长把 “革命烈士证明书” 递到他们手里。 刘玉芳 “扑通” 跪下,哭着说:“爸爸,您看,妈妈这下能安心了。” 证明书背面,谢汉光用红笔写着:“刘光典同志在牢里绝食五次,三次被救过来。他的指甲缝里,还留着被拔掉的竹签。”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迁葬仪式上,谢汉光把那半块银元放进刘光典的骨灰盒。 他说:“这是你当年没交完的党费,现在连本带利还给党。”《国际歌》响起来的时候,在场的老情报员们一起敬了个礼。 他们都知道,这半块银元上,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信仰最忠诚的证明,不管过多少年,都照样闪光。 2021 年,谢汉光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暗夜守护者》。89 岁的刘玉平在镜头前,拿出父亲的遗物,是一块磨得发亮的怀表。表盖里面刻着 “生为真理而生,死为信仰而死”。 在台北六张犁公墓,刘光典的墓前总有人放鲜花。那些不留名字送花的人里,有当年被他保护过的台湾老百姓,也有隐姓埋名的退役特工。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英雄的尊敬和怀念。 这些英雄,虽然被历史埋没过,但他们的事、他们的精神,会一直记在人们心里,让一代又一代人学着为信仰和真理努力。
7月25日,路透社报道:“72名以色列议员昨日签署联合声明,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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