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共特别党员万毅被捕，蒋介石下令杀了他，万毅知道后，趁看守不注意，翻墙逃走了，谁知，在逃出玉米地时，几个哨兵却发现了他！ 万毅出生在1907年的辽宁金县，长大后就投了张作霖的部队。 在东北军里，他是真能拼，进了教导队就玩命学，到讲武堂毕业考试，两千多人里他考了头名，张学良亲自赏了怀表和指挥刀。 后来部队征稿写“标准连长”方案，他又拿了第一，张学良再奖一支派克笔。 就这么一步步熬，从二等兵升到连长、营长，1936年“双十二”事变时，三十岁不到就成了团长，是东北军里最年轻的一个。 也就是这一年，9月里纪念“九一八”，万毅带着全团上街游行，高唱着救亡歌，指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标语骂荒唐。 团里有个国民党派来的少校政训员，偷偷撕下歌咏队贴的抗战壁报，想拿去向上头邀功，被万毅逮个正着。 万毅火往上冲，抬手就给了这政训员一耳光，这巴掌打得可不小，消息顺着电话线就到了蒋介石桌上。 蒋介石跟张学良说：“你们有个团长很反动”，张学良把事揽了过去，万毅才算没马上遭殃，可蒋介石这人记仇，一个团长的账，他愣是记在了心里。 后来“二·一七”事件，东北军里的进步力量被反动派围攻，万毅也被抓了起来。 1942年7月，国民党鲁苏战区的军法处开审，首席军法官李文元一上来就喊：“奉中央令，你有三条罪：通日本、是'双十二'从犯、通共嫌疑”。 这三条随便一条，在那会儿都能让人掉脑袋，万毅反倒稳了，知道对方就这点能耐。 他指着李文元的鼻子问：“说我通敌，证据呢？我跟着张汉卿将军当军官，抗战以来南渡长江守江阴，抢渡镇江保南京，在苏北鲁南跟日本人拼过多少次命，剪除汉奸的时候我冲在头里。 这些仗，哪一次是靠通敌打赢的？牺牲的弟兄们在地下听着，你这话能对得起他们？” 李文元被问得脸通红，拍着桌子喊：“罪状上有就得问！”万毅紧跟着说：“你奉令办事我不怪你，可当法官总得讲点证据吧？” 问到“双十二”事变，李文元说他是从犯，万毅笑了：“那事促成全民族抗战，功过自有后人说。我当时就一个团长，哪有资格掺和决策？于学忠将军那会儿是军长、省主席，照你这么说，他该算什么？” 问到通共嫌疑，李文元说：“八路军为你贴标语，这就是证据！”万毅反问：“他们讲公道话，就能算我通共？我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一心抗日还乡，这有错？” 几句话下来，审判的人倒像被审的，草草就散了庭。 万毅心里明白，这不过是缓兵之计，蒋介石要的是他的命，8月2日夜里，他瞅着哨兵没动静，把木楔塞进围墙石缝，拴上绳子翻了出去。 钻进玉米地一口气跑了十多里，一条没膝的小河横在眼前，他穿着长裤就趟了过去。 上岸时看见几支枪架在地上，几个兵睡得正香，一个哨兵在抽烟，旁边的狗还叫了两声。 万毅心一横，大摇大摆往西北走，哨兵以为是自己人起夜，没拦他，天亮后他找到个放羊的小孩，问清村里没驻军，才敢进村找村长。 他说自己是于学忠总部的参议，要找八路军，村长派了个人牵着毛驴送他，没多久就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驻地。 东北军111师的常恩多师长病重，临终前写下指令：“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公主张，杀敌锄奸”。 8月3日万毅越狱的消息传开，郭维城带着进步力量宣布：拥护抗日、联合友军、坚持杀敌。 部队往八路军驻地开拔时，常恩多师长去世了，中共山东分局马上派万毅回111师，到12月，他被选为新师长。 在他手里，这支部队慢慢改成了人民军队，后来成了八路军滨海支队，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渡海回东北，编进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万毅当司令员。 四战四平、三下江南、会战辽西，一路从东北打到两广，抗美援朝时，这支部队跟美军硬拼，打出了“万岁军”的名号，就是后来的第三十八军。 蒋介石恨万毅，根本不是因为那一记耳光，而是恨他敢公开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恨他在东北军里把抗日的火苗越烧越旺。 国民党要的是听话的工具，可万毅偏要做抗日的骨头，这样的人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他被逮捕、被判死刑，说到底是因为他站在了民族大义这边，站在了蒋介石集团的对立面。 万毅这一辈子，从殖民地的穷孩子到东北军的年轻团长，从被蒋介石记恨的“反动分子”到带领“万岁军”的将领，走的每一步都踩着民族大义的节拍。 这样的人，这样的部队，从来不是历史的过客。 如今再看这段历史，那些在烽火里拼过命的人，那些把部队带成钢铁的人，他们的故事不该只躺在史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