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与招待员张和吉谈话：春节到了，往家寄了多少钱 “1955年1月18日下午四点，你春节准备往家里寄多少钱？”毛主席推开泳池办公室的门，抬手擦去额头的水珠，声音里带着笑意。张和吉正在擦拭沙发靠垫，被这忽然的一问弄得一愣，忙答：“主席，我打算寄五十块。”毛主席点点头：“不错，当兵别忘了娘，哪怕是一块钱，母亲都会甜到心里去呀。”短短一句家常话，把屋里原本潮湿的空气烘得暖烘烘的。 那时的张和吉刚满二十，山东沂源口音还没褪净。要把答案说出口，他其实犹豫过：五十块，在机关里不算多，可在老家能买七八袋白面。他怕主席觉得自己寄少了，又怕寄多了显得爱显摆。毛主席的回应让他卸了甲，一个长呼吸带着咸涩的北方味，也带着少年人的坦荡。 时间拨回三年前。1952年9月，中央公安干部学院毕业分配大会上，刚领完结业证的张和吉被点了名，去处是“中南海警卫处招待组”。他不知道那里究竟干什么，只记得走进颐年堂那一刻，微尘翻飞，墙上的钟刚敲过整点。门口突然有人推门，魁梧的身影挡住光线，他僵在原地。那是他第一次在一臂之内看见毛主席。“小同志，新来的？”主席手背在身后，微笑。十六岁的士兵几乎磕巴：“报告主席，我……我刚到！”毛主席拍拍他的臂膀：“别那么紧张，笑一个。”门合上，他手心的汗像刚拧过的抹布。 学会不拘谨，比学会端茶难多了。张和吉花了半年时间改掉“站如松”，可改不掉一张板着的脸。毛主席见他常绷着，“开会间隙，张和吉，来帮我拿一下文件。”递过文件后，主席低声又来一句：“皱眉头可把人吓坏啦。”一句玩笑，逗得一屋子老秘书抿嘴偷笑，他也跟着咧开了牙。 1954年7月，北戴河浪大如牛背。警卫处提前一天抵达，当天夜里，海风钻透值班室石缝，墙面全是水汽。第二天一早，毛主席拎着泳裤进来，一摸被褥，眼里闪过担忧：“住这儿行不行？”张和吉说“能行能行”，转眼又劝主席别下水：“火车坐了一宿，浪又高，休息会儿吧。”主席半开玩笑：“怎么又婆婆妈妈？”说完还是扑进浪尖，与白沫翻滚四十多分钟。海水腥咸，张和吉一直提心吊胆。傍晚，处里电话打来：“主席说值班室潮，给他们换一间。”他突然鼻头一酸：担心别人，比担心自己更上心，这就是领袖。 到了1955年夏，紫光阁边那座室内泳池完工。施工队才撤场，地坪的热气还没散，毛主席来了。五名招待员护在池畔。张和吉逗趣：“第一池水，您得先下，算剪彩。”主席哈哈大笑：“那就一起剪！”水花溅起，玻璃顶的光晃成碎片。每次游完，主席拧干泳裤就坐沙发改稿。灯光映着手稿上的蓝色铅笔圈，字迹拐弯抹角，却清晰有力。张和吉站在一旁，心里嘀咕：这么硬的沙发边工作，腰不疼才怪。几天后，他悄悄搬来一张木板床，用屏风隔开。主席推门见状，爽朗一笑：“想得周到！” 十二月的某个晚上，外头刮着劲风。泳池里蒸气迷蒙，张和吉替主席揉肩。两人说着话。主席问他学习到哪儿，他回“初中二年级”。主席叮嘱：“文化这东西，不嫌多，半瓶子醋最容易晃荡。”一句湖南腔的“讨老婆了没有”，让他一时没听懂，同行的参谋在旁轻声解释“找对象”。张和吉脸一下红到耳根：“还早呢。”主席却追问：“一点也不想？”恰好水滴打在灯罩，啪的一声脆响，他低头只见自己的影子在瓷砖上晃动。那影子瘦，可腰板直。 1956—1960年，招待组的节奏几乎与主席的作息同步。深夜灯光从办公室门缝溢出，走廊里整排战士侧身而睡，只要门一响，谁被碰到就立刻翻身站直。有一次，他们都睡沉了，醒来却不见主席和值班卫士。第二天凌晨，才知主席不忍叫醒众人，踮脚走出去散步。想象着那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抬腿跨过十几个年轻人，一边还要掩好大衣下摆，张和吉心口被一股酸热堵得发胀。 1961年秋，他接到转业命令，要回山东。临别前夜，他守在泳池门口，借口“检查灯泡”，实际默默看着橡皮浮标在水面轻轻摆动。那是他看过的最安静的水，也是最难忘的水。到家后，他常梦到北京，梦到主席推门而入，笑着说“娘花儿子一分钱，心里甜得很哩”。 再回首都已是1963年。他站在中南海东门的石狮前，没敢进去，只隔着栅栏望向熟悉的屋脊，明知主席日理万机，不会突然出现，却仍像新兵时那样挺直了腰。二十五年过去，1988年，他又来北京，这回直接去了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前，人群静默。退到走廊阴影里，他完全抑制不住鼻音，声音低得像海浪回岸。 有人把张和吉的回忆写成《我给主席当招待员》。书不厚，却收不完细节：淋湿的墙、深夜的灯、那句“当兵别忘了娘”。读书的人或许记住的是大事件，可张和吉心里烙下的，却是领袖与士兵之间随手递过的一支火柴。不得不说，一根火柴的微光，也能把一代人的青春照得通亮。
大宋
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