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女战士徐敏准备去如厕，突然被一壮汉抱到了床榻上，对方捂住了她的嘴巴，并凑到她的耳边轻声说：丫头不要动，现在你是我老婆。房间内黑漆漆的看不清对方，但徐敏听出了男人是村里的老江。
夜深得像泼了墨，湖南平江的村子静得只剩远处狗吠。徐敏裹紧破棉袄，推开柴门，打算去茅房。脚刚迈出，身后“砰”一声，门板被撞开。她还没来得及回头，一双粗糙的大手猛地捂住她的嘴，把她拖进屋里，摔在硬邦邦的床榻上。
黑暗中，男人低沉的声音贴着她耳朵响起：“丫头，别动，装我老婆。”声音熟悉，是村里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老江。徐敏心跳得像擂鼓，指甲死死掐进对方胳膊，可鼻尖嗅到他身上那股柴火烟味，怒火竟卡在喉咙里——这味道，她太熟了，上个月日军扫荡，老江就是用这双手，在猪圈里藏下队伍的子弹，手背被钉子划得血肉模糊，还咧嘴说“没事”。
她脑子飞转，挣扎的手慢慢松开。院外传来杂乱的脚步，火把的光影在窗纸上乱晃。伪军来了，嘴里嚷着“抓女八路”。徐敏猛地想起炕头的布包，里面裹着还没送出的敌占区布防图——那是区小队下个月伏击日军的命根子，要是被搜走，几十条人命都得搭进去。
她想去藏包，手却被老江按住。他低声说：“别慌，交给我。”话音刚落，院门“哐”一声被踹开，三个伪军骂骂咧咧闯进来，手电筒的光像刀子似的在她脸上扫。 老江慢悠悠起身，抓起炕边的破褂子披上，故意扯着嗓子喊：“死婆娘，大半夜折腾啥？赶紧给我缝衣裳！”他顺手塞给徐敏一根缝衣针，指了指自己褂子上的破洞。
徐敏手抖得针都拿不稳，心跳撞得炕板咚咚响，可一摸到老江后背那块月牙形疤，脑子忽然冷静下来——那是去年他帮队伍运粮时被流弹擦的，血流了一身，他只笑说“跟蚊子咬似的”。这样的人，豁出命也要护她周全。
“老江！开门！”门外伪军头子歪嘴张嚷着，语气凶得像要吃人，“交出女八路，饶你全家！”
门被撞开，三个伪军冲进来，手电光直晃徐敏的眼。她低头假装缝衣，针尖扎进手指，疼得她咬紧牙。歪嘴张上下打量她，狞笑着问：“这你婆娘？不像本地人！”老江挡在炕前，赔笑道：“她风寒刚好，没啥精神。官爷行行好，别吓着她。”他话音刚落，歪嘴张猛地伸手要去掀被子。
徐敏心跳停了一拍，眼角瞥见炕角的红布包——布防图就在那儿！ 老江突然往前一扑，像是脚滑，撞倒了墙角的水缸。哗啦一声，浊水漫了半屋，伪军骂着跳开，忙着抖身上的泥水。徐敏脑子一闪，趁乱把布包塞进被单夹层，手指还在抖，却没停下针线活儿。老江爬起来，假装骂她：“笨婆娘，连缸都看不住！”伪军头子骂了几句，懒得再搜，带着人走了。
屋里安静下来，老江瘫坐在门槛上，汗水把后背的褂子浸得透湿，手里还攥着被扯掉的扣子。徐敏爬下炕，想扶他，却被他摆手拦住。他低着头，声音像磨过砂纸：“对不住，姑娘，这法子太糙，委屈你了。”徐敏看着这个平时连句重话都不说的庄稼汉，喉咙发紧。
她蹲下来，把缝了一半的褂子递给他：“叔，您骂我‘死婆娘’时，真像我爹。”她爹是游击队员，牺牲前也总把粗话挂嘴边，却把心都掏给了家人。 天快亮时，徐敏缝完最后一针，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照亮满地水迹，也照亮老江眼里的泪。他抹了把脸，涩声道：“我儿子……要是活着，跟你差不多大，也是八路军。”
他没再说下去，徐敏也没问。她收拾好布包，连夜离开村子。
1941年，组织把徐敏调到上海。她化名李太太，装成工程师的妻子，白天买菜做饭，晚上抄写情报。上海的日子像走在刀尖上，空袭警报一响，她就盯着窗外的烟尘发呆，心里总惦记平江的土路和老江那句“别怕”。1949年上海解放那天，她跳舞跳得鞋跟断了，笑得像个孩子。
晚年，她住在一间小屋，日子平淡得像白开水。90年代，记者问她忘不了啥，她笑眯眯地说：“跳舞断鞋跟那次最逗，还有个老乡，骂我‘死婆娘’，救了我一命。”
平江惨案的真相，后来渐渐浮出水面。1939年6月16日，幸存的黄耀南通过《快邮代电》向全国揭露惨案，控诉国民党地方军阀薛岳、杨森不顾抗战大局，挑起内斗。周恩来、叶剑英连发数电，严斥《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被滥用，指出此举“致使两党自相鱼肉，日寇坐收渔利”。
8月1日，延安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发表《必须制裁反动派》，要求国民政府昭雪冤案，严惩凶手，废除《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维护国共团结。这场惨案，不仅让徐敏失去了战友，也让无数像老江这样的普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徐敏从没觉得自己是英雄，她说，革命就是一群人咬牙扛下来的。老江也不是英雄，就是个庄稼汉，急中生智干了件不普通的事。乱世里，人命贱如草，可总有些人，用笨拙的真心，护住了一点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