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被抓获，周总理建议饶她一命，毛主席却批示：“不行！必须枪决！”
一声枪响划破龙首岭的寂静，1948年冬，河北平山县的雪地上，农民张保明的身影缓缓倒下，鲜血在白雪中蜿蜒成河。远处，一个白发老妇骑在马上，面无表情地收起枪，身后部下高喊：“赵大当家，粮车拿下了！”人群中，张保明的女儿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却被拖入林中，消失在风雪里。
这场惨案，成了赵洪文国人生中最黑暗的污点，也为她两年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那时的赵洪文国，已不再是东北山林里那个手持双枪、威震日寇的“双枪老太婆”。她的目光依旧凌厉，但多了几分偏执与戾气。
1949年新中国成立，硝烟未散，战犯清算的脚步却已悄然逼近。赵洪文国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央政法委的卷宗上，厚厚的案卷记录了她从抗日英雄到土匪头子的惊人转变。她的故事，究竟如何从高光跌入深渊？
1881年，赵洪文国出生在辽宁岫岩一个贫寒的农户家庭。少女时代的她，赶集卖蚕茧，练就一身泼辣性子。日俄战争的炮火让她早早见识了家国沦陷的屈辱，村里老人回忆，她十四岁就敢抡着锄头追赶逃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铁蹄踏碎东北，她50岁，变卖家产，买来十四响步枪，修碉堡、挖地道，带着乡亲组成抗日义勇军。
她的儿子赵侗，也在她的支持下加入民众自卫军，母子并肩作战，成了关东一带家喻户晓的传奇。 1933年，赵洪文国曾被日军俘获，拷问粮道，她咬紧牙关，拖着镣铐三天不吭一声，直到赵侗带人夜袭救母。她的双枪，成了日军心中的噩梦，乡亲们送她“赵大当家”的称号，称她是“活关公”。
抗战中期，她与八路军短暂合作，配合伏击日军补给线，战果辉煌。然而，装备短缺、指挥权之争，让她与八路军的裂痕逐渐加深。她的骄傲不允许她低头，失望的种子也在心底发芽。
1940年，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赵洪文国，亲赠“游击之母”称号，并题字“转战千里，不改初衷”。这张合影成了她人生的分水岭。蒋的拉拢让她心动，她劝赵侗脱离八路军，投奔国民党。赵侗因入党受阻，本就心怀不满，母子一拍即合，带队南下。
然而，1941年秋，石家庄西南山区，赵侗的部队与贺龙的120师交火，全军覆没，赵侗中弹身亡。噩耗传来，赵洪文国在荒野中枯坐半日，目光空洞，从此将满腔悲愤转为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 她组建“东北先遣讨赤军”，在华北一带劫粮劫车，烧村屠户。
1948年的龙首岭惨案，成了她罪行的顶点。张保明因拒绝交粮被当场砍杀，女儿被残忍杀害后抛尸井中。两年间，她部下造成的平民伤亡高达数百人，我党干部被杀十余人，其中政治部主任朱向离的死尤为惨烈——24处枪伤，尸体被弃山沟，触目惊心。
1949年冬，华北我军展开大围剿，贺龙念及旧情，派人劝降，赵洪文国却枪杀谈判代表，誓死不降。1950年正月，平山县老龙窝，她被内应出卖，木门紧锁，残部缴械。押解途中，她身着破旧棉袄，仍昂首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蒋委员长。”审讯室里，面对受害者名单，她面色微变，却冷笑：“兵者，国之大事，成败论英雄。”
案卷上报中央，周恩来翻阅后叹息，念及她抗日功绩，建议缓刑，以示宽大。毛泽东却在卷宗上圈出龙首岭惨案的细节，批示：“民众怒不可违，功过分明，以极刑告慰亡魂。家属无罪，妥善安置。”这句批示，体现了新中国“宽严相济”的司法原则：功不抵罪，罪必严惩，但不株连无辜。
1950年7月16日清晨，沈阳刑场，积雪没过脚踝。狱警递上棉鞋，她摆手拒绝。行至刑场，她停步抬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低语：“我不服。”枪声响起，尘埃落定。判决公示后，华北百姓敲锣放炮，受害者家属焚香祭奠，压在心头的血债终于得雪。
赵洪文国的一生，如同一场大雪覆盖的悲剧。她的双枪，曾射向侵略者的胸膛，也曾瞄准无辜的乡亲。历史没有怜悯她的曲折，只记下了她选择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