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后，梅汝璈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那件被粗暴翻出的黑色大法袍，金线绣制的纹章在混乱的房间里依然无声地闪耀着庄重。
几个年轻人举着火把，嚷嚷着要把这“封建残余”扔进火堆，火即将触碰到袍角瞬间，一个虚弱却异常清晰的声音从角落传来：“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说话的人，是法袍的主人梅汝璈，曾在国际法庭上为民族争得尊严的法学巨擘，此刻正深陷人生的寒冬，他瘦削的身体裹在洗得发白的旧棉袄里，唯独眼神依然锋利如刀。
这件法袍并不华丽，但它见证了中国首次在国际舞台上追究侵略者责任的历史过程。
1946年，梅汝璈穿着它走进东京审判法庭，身后是四万万同胞的殷切期望。
那场审判不是简单的法律程序，而是一个民族用血泪换来的正义宣言。
东京审判持续了两年半，梅汝璈白天查案、晚上写判决书，有时候为了起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章节，他连续几晚几乎没合眼。
最后定罪阶段，各国法官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宽大处理，印度法官甚至要求全体战犯无罪释放。
梅汝璈对助手说：“日倭若不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经过七天七夜的奔走劝说，最终以六票对五票的微弱优势，将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
不仅如此，这件法袍还承载着更深的重量，1948年审判结束后，国民政府电令梅汝璈回国担任司法部长，他却公开拒绝赴任。
彼时的南京政府在美国压力下，竟将制造“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梅汝璈在东京的报纸上读到这则新闻，愤然写下：“这不是我要守的正义。”
1949年夏天，当许多人选择南下时，他化装成商人辗转回到北京，抵达第三天，他就出现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当众称他是“为中国争光的人”。
那一刻，法袍上的金线仿佛还在发光，只是它见证的舞台已从东京法庭转向了新中国的建设现场。
特殊时期，当年轻人从箱底抖出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黑色法袍时，他突然挺直了佝偻的背脊。
他没有哀求，只是用当年在法庭上陈述证据般的语气告诉那些年轻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服，烧了它，就等于把那段历史、那口气一块儿烧没了。”
后来有人回忆，那一刻仿佛有千百万双眼睛在注视着那件法袍，南京城下的冤魂、东京法庭上的证人、还有未来需要知道真相的子孙后代。
梅汝璈晚年住在北京的小院里，眼睛几乎看不见了，仍坚持口述东京审判的细节，他常说：“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1973年他病逝时，四卷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完成了一半。
如今在南昌青云谱的梅汝璈故居，讲解员会指着一张小照片给游客看，1946年的东京法庭上，身着黑色法袍的中国法官坚持让国旗挂在第二席位。
照片里的梅汝璈目光如炬，身后是燃烧了十四年的战火与终于到来的黎明。
故居院中的梅树年年开花，花瓣飘落在那尊残缺的雕像肩头，仿佛在填补历史留下的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