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研制不出来的东西，他研制出来了！仅用18个月就破解钱学森密码，让导弹指哪打哪？ 这东西的重要性，后来的海湾战争用“战斧”巡航导弹的表现，给全世界都上了一课，而我们对它的最早认知，源于钱学森先生高瞻远瞩留下的两张小纸条。 上面有关键原理和简单的光路图，后来被称为“钱学森密码”。它像一盏灯，也像一道世界级的难题。问题是，连技术更先进的西方国家都解不开，我们，能行吗？ 这道题确实难，西方国家起步早，但在把激光陀螺装上导弹这件事上，也集体卡了壳。一方面是技术本身太苛刻，那些光学元件的精度要求高到离谱，稍有瑕疵就前功尽弃。 另一方面，他们也陷入了思维定式，抱着几条老路不肯撒手，结果走进了死胡同。更别提，想从他们那儿买，门儿都没有，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 我们这边，更是从零开始，科研人员别说造，连激光陀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手头唯一的线索，就是钱学森那两张纸条。这难度，不亚于让一个没见过汽车的人去造一台发动机。 就在这种几乎无解的困局中，高伯龙站了出来。他出生于书香门第，骨子里却有股不甘平庸的劲儿。 少年时日军进犯广西，16岁的他投笔从戎，一心想上阵杀敌，谁知亲眼目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后，报国梦碎了一地。不过他没消沉，而是换了条路：科学强国。抗战胜利后，他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了那一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毕业时，他本想一头扎进自己热爱的理论物理，可国家需要他搞应用物理。虽然心里痛苦，他还是服从了安排。 他明白，真正的报国，不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是国家需要什么，自己就干什么。 1971年，正是这样的高伯龙，接下了研制激光陀螺的重任。那时他已经43岁，要从熟悉的领域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行当，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他常说：“国家需要的，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他几乎是凭着那两张纸条和自己深不见底的数理功底，一头扎进了实验室，仅仅18个月，他硬生生反向推导出了激光陀螺的核心理论，并提出了一个叫“四频差动”的绝妙方案。 当时团队里还有别的方案，争论不休，高伯龙也不多话，就是一遍遍地算数据、做实验，最后用实打实的结果说服了所有人。 这18个月的奇迹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所在的实验室，是一个破食堂改造的。他用的电焊机、高压电源，很多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他常常24小时连轴转，穿着一件五块钱的背心，几乎没按时吃过一顿饭。他的老伴都无奈地说：“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他热饭。” 有了理论方案，工艺上的难关更是一座座大山，比如那层精度要求极高的光学薄膜，他和团队失败了无数次，又重来了无数次。从原理样机到能上天实用的工程样机，这条路他们又走了很多年。 1993年，项目迎来了一次致命危机。工程样机在鉴定中出了岔子，一些专家当场发难，认为高伯龙浪费国家经费，要求项目下马。 眼看几十年的心血就要付诸东流，高伯龙急了，当场立下军令状：“一年之内解决问题！”果然，他和团队绝地反击，不仅解决了问题，还搞出了一项更尖端的技术，让中国成了继美、德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狠狠回击了所有质疑。 从1975年到1994年，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坐了近二十年的冷板凳，终于把激光陀螺从一张图纸变成了国之重器。 我们的导弹不再是睁眼瞎，而是有了百步穿杨的底气。国庆阅兵上那些威风凛凛的“大国长剑”，也因此装上了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眼睛”。 高伯龙的一生，就像他研制的陀螺仪，始终对准一个方向——国家需要。他不迷信国外的技术路线，坚持要走出自己的路，他面对困难从不退缩，非要啃下硬骨头，他把个人理想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奉献了一辈子。即使年近九十，他依然坐在电脑前，亲自指导学生，敲打着键盘。 高伯龙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关键核心技术，从不是靠谁恩赐的，而是要靠自己一榔头一榔头敲出来的。 高伯龙用一生破解了“钱学森密码”，他这种埋头苦干、认准方向绝不回头的“陀螺”精神，对我们今天破解个人与国家发展的难题，又藏着怎样的“密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