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在举行授衔仪式之际，他竟猛地一把扯下肩章，而后扬长离去，紧接着便立下了一则坚定的誓言：死后决然不会身着军装下葬！ 在1955年全军授衔的关键时刻，一位功勋老将突然扯下肩章离场，并发誓死后不穿军装，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恩怨与坚持？他的举动震惊军界，却源于对原则的坚守，引发人们对历史公正的思考。 段苏权出生于1916年的湖南茶陵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早年接受基础教育，1926年开始参与当地农民运动。1930年他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正式党员，担任茶陵县委组织部长和赤卫大队代理政委。那时他只有14岁，已显示出组织能力。1932年他率领模范少先队员加入红军，任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后升为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参与多次反围剿作战和挺进南浔铁路的行动。这些经历让他在基层积累了实战经验，也奠定了他在军队中的基础。 1933年红八军整编为红六军团，段苏权继续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长，随军进行西征。1934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黔东独立师政委，那时他年仅18岁，率领800多名战士创建根据地，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独立师在敌军围堵中进行抵抗，师长王光泽牺牲，段苏权右脚踝中弹负伤，一名通讯员背着他脱险，后在山洞中养伤三个月。这段时期考验了他的生存意志，也成为后来历史审查的焦点。 1935年独立师被打散后，段苏权化装成乞丐沿途乞讨返回茶陵老家，当杂役掩护身份。直到1937年得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消息，他通过太原办事处归队，任弼时见到他时表示惊讶，因为已为他开过追悼会。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平北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坚持开展反扫荡工作，组织部队转移和作战。解放战争中，他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后调至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参与辽沈战役等重大战斗，指挥部队攻占阵地，贡献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于1950年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成为首批学习轰炸机驾驶的陆军干部，为空军建设提供支持。1951年他调往朝鲜，任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兼空2军军长。在战场上，他观察到飞行员文化程度不高、飞行时间短的问题，于是总结出一套空战步骤，包括搜索目标、接敌、攻击、集合和退出，这套方法实用，帮助提升作战效果。他亲历米格-15与美军F-86的空中对抗，收集到1953年2月至4月间24名飞行员的作战记录，发现上报战果与实际存在差距，认为志愿军每损失两架才能击落敌方一架。他将这些资料直接上报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空军党委审阅后，认可段苏权的报告，认为对空军建设有益。刘亚楼和萧华提交书面检查，志愿军空司相关负责人受到处分。这件事在空军内部引起反响，但1953年底，段苏权的历史经历成为审查对象，焦点是1935年至1937年的脱队期。尽管1937年八路军120师党委已做出无问题结论，这次审查持续三年，影响了他的军衔评定。 1955年9月全军授衔时，段苏权根据在解放战争中担任纵队司令的资历，本应获得更高衔级，但因历史审查未完全结束，被定为暂授少将。在南京军事学院授衔仪式前半小时，他接到通知后扯下肩章上的星，对前来劝说的战友表示不开会也不戴，并宣布死后不穿军装下葬。他的举动反映了对衔级决定的不满，也源于对上报战果事件的后续影响。 授衔事件后，段苏权离开军队岗位，转入地方工作。1964年起，他担任中国驻老挝桑怒工作组组长，为外交事务贡献力量，长达数年。回国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和军事学院政委，继续从事国防教育工作。1993年9月28日，他因脑溢血去世，享年87岁。按照遗愿，追悼会上遗体穿中山装，骨灰盒未覆盖军旗。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经历在军中流传。 段苏权的生涯跨越多个历史阶段，从红军到空军建设，他始终注重实际贡献。他的坚持上报真实战果，推动空军改进，但也带来个人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