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已经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主要讲了明朝从嘉靖晚期到万历初期文官斗狠的故事。——高拱徐阶互斗，陈以勤、殷士儋、赵贞吉等人与高拱互斗，就差“张居正与高拱”没写了。

殷士儋和高拱“皇极殿互殴”事件爆发后，殷士儋于第二年（隆庆五年）辞官致仕。挤走了殷士儋，朝中再无人可跟高拱拍桌子叫板。内阁法人代表就是高拱一人的，另外递补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高仪，加上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张居正，新一届内阁班子就这么搭建起来。

隆庆五年，是高拱人生最高光的时刻。这一年，他接任了内阁首辅，还同时身兼“吏部尚书”“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

可就是这一年，隆庆帝“嘎嘣”脆断，属于高拱的繁华转瞬即逝。

平时看似“人畜无害”的小张，早有了取代大哥的意思，岂能放过“新皇登基”这个绝妙的历史拐点。

隆庆帝是五月崩的，张居正对高拱的反击是七月开始的，反目成仇的速度比翻书还快。

曾经死皮赖脸、紧抱高拱大腿、各种表忠心的小张，立马变成了“倒高派”的扛把子。

权力是容易让人上瘾的嗑药。在权力的磁场漩涡中，根本没有仁义可言，就像一个落水之人，必须把别人往死里踩，才能不断往上爬。

“张高之争”有点像宋朝的“庆历之争”。高拱像一个守旧派，坚持守道，虽然他本人干的事与“道德”毫无关联，但不影响他的高调主张。张居正则是一个新锐派，坚持“打破揉碎”，重头再来。

很明显，张居正的理念在任何朝代都不会受到“官僚老爷们”支持。一时间，朝堂上立刻分化成为两队人马。

一伙是团结在高拱周围的守旧老臣以及勋贵世家。另一伙是以张居正为代表的中产新锐。两伙人马为了所谓的帝国出路，在庙堂上吵得不可开交，就跟大妈的“广场舞团”争夺场地一样。

作为两伙人的代言人，张居正和高拱也相互取关拉黑了对方，开始给彼此各种“下绊子”。

弹劾对方的奏折跟雪片一样，太监们每天要用小推车往李太后的慈宁宫运送。

最后的结局是，张居正完胜。

准确地说，并不是张居正取得了“张高之争”的胜利，而是高拱自讨落败。

高拱属于传统型知识分子，内心对太监有着天然的鄙视。他当年两次入阁，全是靠司礼监太监李芳和邵芳的运作。可每次入阁后，他又开始不拿太监当人看。

张居正则不同，主打一个“口碑”。三教九流，无所不交。最重要的是，他早已提前布局，巴结上了万历的发小冯保。

这都不是张居正扳倒高拱的决定因素。真正扳倒高拱的，还得高拱自己临脚一门，送了张居正一个乌龙球。

隆庆驾崩后，最悲伤的人除了他的“精神少妇”李太后，就属他的老师高拱最悲伤。既是自己的学生，还是自己的权力来源，不悲伤是假的。

但高拱在这场悲伤中，犯了两个致命错误。

一是要对冯保下手，而且要找“心腹小弟”张居正一起干这件事儿。高拱要办冯保，绝不是办冯保本人，而是想一举铲除明朝的“阉患”毒瘤。他就联络张居正说，咱俩把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给干了，一起留名青史。（应与公，共立此不世功）

他万没想到，张居正早就跟冯保尿在了一壶里，转头就把高拱的计划全盘托出。

高拱在这个时机要办冯保，铲除“阉患”，事是好事，但时机不对。李太后和万历母子刚死了当家的，他们除了依靠身边的太监，心理上还能依靠谁。这个时候办冯保，无异于是办人家“孤儿寡母”。

二是有了这个计划后，冯保和张居正团结得更加紧密。很快，高拱送来了第二波人头。他居然当着张居正的面，感慨说“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高拱这句话，原意是对大明朱家的忧心忡忡。

可是，到了张居正耳朵后，就变成了另一个风向。经张居正和冯保一番润色，传到李太后耳朵后，就变成了“十岁孩童，如何做人主”。

原本是一句忧国忧君忧民的感慨，在句式不变的前提下，稍微改动两个字，就变成了“一代权臣，威胁皇权”。

一个进士出身的官僚人精，和一个混迹皇宫的太监人精，两人合起伙来骗李太后这个“精神少妇”，那不就跟玩一样。

不论在哪个朝代，公开说了不当之话，不死也得扒一层皮。高拱的仕途就算到头了。

接下来，就差一个看似合理的程序。

正好，张居正手头有一个绝佳的“素材”——“王大臣案”。

万历元年正月，一个叫王大臣的社会青年，乔装成太监混入了宫中，被抓捕后留着没办。张居正就把这个“素材”交给了冯保，在冯保会替他照顾好家人的承诺下，王大臣就招了，称“是受了高拱指使，进宫行刺万历”。

这事，一眼假。朝中“高拱派”看不下去了，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带头请求移交锦衣卫会审。

在会审时，王大臣见有了一线生机，当场翻供说不认识高阁老。冯保看事情要败露，赶紧叫停了会审，择日开庭。

等二次会审时，王大臣早已被人狱中下了哑药，成了一个哑巴。这场“首辅谋反案”，因此不了了之。

到了六月十六，早朝退后。高拱走到太极门，遇见太监王榛正在恭候。王榛捧着圣旨，伴随一声尖声细语的“高拱接旨”。

高拱知道，属于自己的辉煌落幕了。

果不其然。李太后在圣旨中说，高拱专横跋扈，令我孤儿寡母吃不香，睡不踏实。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张居正从此路过，搀扶着高拱谢恩接旨。

次日，天还没亮。高拱就收拾好了简单的行囊，带着家人乘坐柴车，回到了河南新郑。

晚景，相当凄凉。

隆庆的“天团内阁”都讲完了，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朝遭人诟病呢？

归根结底是，明朝是唯一一个善恶好坏，最难区分的王朝。徐阶可能贪财一点，扳倒就扳倒了吧。可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李春芳这些阁老有什么大奸大恶行径，照样被高拱给外走了。

高拱为官清廉，但为人霸道。可张居正更不是善男信女。他和冯保拿“王大臣案”给他定了“行刺皇上，蓄意谋反”，这分明是没给高拱一族留活路。

张居正这一点做得非常恶劣，开启了文官“斗狠”的地狱模式。

过去，瞅你不顺眼，把你弄走就算了。到张居正办高拱时，已经不是“卷铺盖走人”那么简单，而是“趁你病，要你全家的命”。

明朝灭亡的剧本，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位“救时宰相”给写好了草稿。

后来他一死，新任首辅张四维那样对他，似乎也在合理之中了。

高拱和张居正两个所谓的“救时宰相”被争论了数百年。可小象始终没有读明白一点。

——他们到底是为了“天下大计”，不得已玩权力的游戏，还是为了玩权力的游戏，顺道心系了一下天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