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许世友喝得正高兴时，接到了北京打来的电话，他显得有些不悦，冷冷地说：“喂！我是大将许世友，你是谁？”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小兵恩来！”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55年春，许世友正在院中与几位老战友聚会，酒桌上盛满了从山东带来的老酒，几盘热菜被简单地摆上木桌，酒过半巡，话题逐渐转到近期正热的军衔评定上。 有人调侃许世友，说他战功赫赫，若这次不评个大将，怕是天理难容，许世友听得痛快，举起碗便一饮而尽，满脸是信心与豪气。 他确实心怀期待，凭着数十年的南征北战，他觉得大将头衔理所应当，正当热闹之际，屋内电话铃声突兀响起，打破了酒桌上的喧嚣。 许世友起身走进屋里，略显不耐地抓起话筒，开口就是一句：“我是大将许世友！”声音里掺着酒意，也带着一丝得意。 他本以为是熟人来电，哪知那头传来一个平静而熟悉的声音，自称“小兵恩来”，话音刚落，许世友整个人一愣，手中的话筒没拿稳，差点掉落，他认得这声音，是周恩来。 他猛地意识到自己的开场话有些过了头，脸上的神情顿时收敛许多，站在原地没有再多说话，电话很快结束，没有多余的寒暄，也没有提及军衔之事。 回到院中，他没有再加入酒局，而是坐到一边，自顾倒了满满一碗酒，抿了一口，却再无先前的畅快，那一刻，他开始意识到事情似乎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二天一早，许世友便收拾整齐，穿上军装，独自去了军区机关，他没打招呼，也没有提前联系任何人，他只是直奔大楼，坐在等候室的角落里，沉默无言。 他开始回想过往从军的每一战，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他带兵冲锋，亲自搏杀，所获战功不少，但他也知道在这片土地上，像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那一通电话像是一记提醒，让他明白军衔并非只靠战绩，还牵涉到综合评判、组织平衡、战略布局，这些年他太习惯了用拳头说话，用胜利来证明自己，却忽略了许多更高层次的考量。 当军衔名单正式公布时，他被评为上将，而非他所期待的大将，军区机关内有人替他惋惜，也有人避而不谈。 许世友拿到任命书后，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他返回办公室，一言不发地坐了很久，然后照常投入到日常事务中。 在那之后，许世友几乎不再参与关于军衔的任何议论，他开始更加严厉地管理部队，严格训练，亲自巡视，有人说他变得沉默了，也有人说他变得更专注。 他清楚军衔评定是一时的，而军队的战斗力才是根本，他带领部队进山拉练，深入边防检查，三天两头就扎进野外，亲自指导。 几次演习中，许世友始终站在前线，他提出新战术，纠正作战漏洞，甚至亲自下令取消几位指挥员的休假，要求全员重新整训。 战士们对他有怨言，但更多的是服从与敬重，他并未因此军衔受限而懈怠，相反，他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与队伍。 一次突发的边境事件中，他带头率部支援，数日未眠，直至局势平息，此后不久，中央对他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他的指挥能力与执行效率在内部传达中被多次提及。 许世友从未再公开谈起那通电话，但每年春节前，他都会让人送上一份特制的茶叶包裹，亲自签名，送至国务院办公厅，他没说用途，也未注明地址，只有包裹上的两个字：“致谢”。 他仍旧是一名性格强硬、行动果决的军人，仍旧喜欢喝酒，喜欢旧战友围在身边，但他再没有在酒桌上提起过军衔评定的事，他知道在那通电话之后，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责任、看清了格局。 他不再是那个随口自称大将的许世友，而是那个踏实做事、安于岗位的军中铁人，他用余下的数十年，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部队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培养后备干部，不断强调实战训练的重要性。 等他晚年整理资料时，那一年的任命通知书仍被他单独放在一个小木匣里，与其他军功章分开收藏，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只是说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主要信源：《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K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