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宪兵大佐东条正之，打扮成商人窜村活动被游击队盘查，他操着一口流利广州话：“放过我们，你们就有用不完的钱！”游击队长灵机一动，压低声音：“我们是汪精卫的人”，东条正之果然中计，被游击队一举活捉！
汪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他以汉奸身份被历史铭记，1926年，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公开反共，汪精卫作为国民党主席，试图通过部下对蒋进行反制，但手下却不买账。这让他感到颜面尽失，于是干脆辞职，远赴香港和法国游山玩水。而在汪精卫辞职期间，蒋介石地位逐渐稳固，汪的影响力却被进一步削弱。 1932年，国民党高层重新推举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汪精卫命令张学良死守热河，防止不战而退。然而，张学良以不愿牺牲部下生命为由拒绝执行命令。这次事件让汪精卫再次感受到权威受损，他选择再一次辞职，并继续他的环游世界之旅。 1938年，汪精卫的政治倾向发生重大转变。这一年，他响应日本的“和平运动”，试图通过妥协投降来谋求和解，公开与抗战主流思想背道而驰。他联络云南主席龙云、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人，希望组建“反蒋联盟”推动所谓“和平运动”。然而，他的努力最终成为卖国行为的明证。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了被称为《艳电》的声明，正式宣布与重庆决裂。这份电报被标记为“艳电”，是因为使用韵目代日的方式，二十九日以“艳”代写。然而，这次公开的表态非但没有引起他预期的响应，反而引发全国的愤怒谴责。投降日本的行为让他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成为全民唾弃的对象。更讽刺的是，日本对他的态度也因内阁更替发生变化，原本的支持者对他表现出冷淡。
1941年的香港，战火纷飞。大老山一带的界咸村虽然地处偏僻，却成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智擒战的关键战场。这一天，东江游击队短枪队在例行盘查时，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商人＂。 这几个＂商人＂穿着考究的唐装，举止谨慎，看似普通的过路客，但他们的站位却十分特别：几个人呈扇形将一位戴眼镜的男子围在中间，显然是在保护这个眼镜男。更令人生疑的是，这群人虽然衣着普通，但站姿笔挺，走路时节奏一致，一看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 这批可疑人员正是由日本特务头子东条正之带队。作为一名日本宪兵大佐，东条正之此前在香港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收集和破坏活动。他精通粤语，熟悉中国民情，常常伪装成商人或文人，打探军情。这次他奉命前来大老山地区，目的是摸清游击队的活动规律，为日军进一步＂清剿＂游击队做准备。 然而，东条正之的行踪早已被游击队掌握。短枪队队长刘黑仔接到情报后，立即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他派出多名队员分散在各个路口，装扮成普通村民，暗中观察过往行人。同时，在界咸村的主要路段都布置了伏兵，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 当游击队员将这群＂商人＂拦下盘查时，东条正之仍在试图掩饰身份。他用流利的粤语解释自己是迷路的商人，还企图用重金收买游击队员。关键时刻，刘黑仔想出了一个妙计。他假装与东条正之私下交谈，暗示自己是汪伪政府的人员。这个计策抓住了东条正之的心理，他一时得意忘形，在谈话中不经意间暴露了与日军的关系。
1905年夏，孙中山再次来到日本，继续推进革命事业，期间汪精卫前往拜访孙中山。两人在交谈中，汪精卫展现了出色的才智和辞令，这让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精卫不仅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还具备较强的革命理论素养，因此他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孙中山对汪精卫的高度器重。 孙中山曾评价汪精卫：“真正追随我革命的，不足二十人，汪精卫是其中之一。”然而，汪精卫的革命之路并不顺畅。1911年，汪精卫因刺杀清朝的亲王载沣未果被捕，孙中山为了救他，甚至考虑再次发动起义。最终，汪精卫被释放，而他将此归功于善耆和袁世凯的“仁慈”，却忽视了无数革命志士的牺牲与孙中山的努力。 抗战时期，汪精卫的行为堪称历史的反讽。作为伪国民政府的首脑，他在“满洲国”庆祝成立十周年时与溥仪会面。这次会面，由日本人安排，两个傀儡之间的互动充满了尴尬。溥仪要求以皇帝礼仪接待，而汪精卫则坚持要求平等的元首礼仪。最终，日本方面强行斡旋，双方达成协议，采用西方礼仪互相握手。 然而，汪精卫进入皇宫后，场面突然变化，溥仪竟然让汪精卫站在下方行礼，这让汪精卫感到极大的屈辱。当他回到住所时，痛哭流涕，回想起年轻时他曾勇敢地试图刺杀溥仪的父亲，却在此时落得如此低下的地步。 王克敏曾以“过来人”的身份对汪精卫指手画脚，教他如何与日本人打交道，并自认为比汪精卫经验丰富。汪精卫对此心生不满，两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事实上，即便是一些小汉奸也看不起汪精卫。 汪精卫的最后遗嘱要求埋葬在孙中山墓旁，他始终认为自己所做的背叛是为了完成孙中山的遗志。然而，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断绝汪精卫的影响力，命令将其墓葬炸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