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尼泊尔想把珠峰全部划到尼泊尔名下，理由就是：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1959年底，贺龙把体委和登山队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一开口就问：苏联要是不掺和，咱们自己登珠峰有谱没？ 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坦言，8000米以上的装备国内造不了，按原先的中苏协议，这些东西该苏方负责，现在合作黄了，人家自然不会再伸手。 贺龙一锤定音：去国外买！你们做个预算，他们不干咱自己干，谁也别想卡脖子，中国人就得争这口气。 当时中国正遭着三年困难，国家手里的外汇紧得很，可体委申请70万美元采购装备的报告递上去，刘少奇和周总理很快就批了。 在瑞士采购时，店员指着另两个亚洲人说那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人家也打算1960年从南坡登珠峰。 消息传回国内，驻印使馆也证实了印度队的计划，这下中国从北坡、印度从南坡对着干，成了场没明说的较量。 3月19日，214人的登山队抵达珠峰大本营，队伍里除了八九十名运动员，剩下的全是气象、电台、医务这些幕后人员。 气象组在含氧量只有平原一半的山里守了一年多，天天放探空气球、测温度，把数据汇总起来给登山队报天气，就为了那几天的好时机。 医务组组长翁庆章常驻在6400米的医务站，他说那儿白天零下20度，太阳一落就降到零下30度，在帐篷里呼出的气能立刻结成冰。 可在他眼里，那些运输队员更了不起，但没人喊苦，心里就一个念头：把世界最高峰拿下来。 史占春和队员们定下计划：先搞三次适应性行军，第一次到6400米，第二次冲7600米顺便打通北坳路线，第三次上到8300米建突击营地，条件成熟就直接冲顶。 第二天，五星红旗在大本营升起，队员们背着装备向珠峰进发。 到了6400米，先遣队早把营地建好，电台、医务站全配齐，成了连接前线和大本营的中转站。 北坳顶海拔7007米，坡陡得能到70度，个别地方几乎直上直下，常年冰崩雪崩不断，英国队在这儿栽过好几次。 许竞他们把人串起来往上爬，到6800米处遇上20多米的垂直冰崖，只有一条宽1米、坡度70度的冰裂缝能过。 运动健将刘大义感冒了，在这儿摔了三次，第四次才爬上去。 天黑时总算到了北坳顶，后来许竞又带修路队回来刨台阶、拉绳索，第二次适应性行军时77人里有40人成功登顶北坳，创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4月25日，55名队员开始第三次行军，刚过北坳，突然刮起暴风，人趴在地上才不会被吹走，搭帐篷时差点连人带帐篷被卷下山。 才俩小时，队员们就冻得不行，报话机也冻坏了。 5月1日到了7600米，可经这么一折腾，能继续往上的没剩几个，史占春和王凤桐把路开到了8695米。 第二次行军时，兰州大学的汪矶在6400米营地因缺氧牺牲；第三次行军，北大的邵子庆倒在了7300米。 队员们回到大本营，34人不同程度冻伤，好多主力都伤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北京传来命令，周总理问登山队的情况，得知损失惨重后指示：重新组织力量冲顶。 贺龙接着传达：不惜一切代价，剩几个人算几个，哪怕最后一个人也得上去。 这背后不只是跟印度较劲，尼泊尔说1953年他们的人跟着英国队从南坡上去过，言外之意中国人没上去过，凭啥说珠峰有你们的份？ 大本营重新选了突击组，许竞当组长，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在列，屈银华等10人负责把物资送到8500米。 许竞连日开路把体力耗光了，倒在了路上，王富洲接过组长担子，屈银华临时加入突击组。 四个小时后到了“第二台阶”，刘连满试了四次没上去，贡布和屈银华也各试了两次。 最后刘连满蹲下当人梯，屈银华不忍心穿带钉子的靴子踩他，脱了4公斤重的鞋，发现鸭绒袜太滑，又脱了只穿薄毛袜往上爬。 就这一个多小时，他的脚趾和脚跟全冻坏了，后来只能切掉，刘连满顶着队友的重量，硬是撑了一个多小时。 把三人顶上去后，刘连满已经撑不住了，到8700米时他又摔了一跤，再也爬不起来，三人把他安置在避风处，留了一瓶氧气，打算回来接他。 贡布在前头探路，屈银华跟上，王富洲断后，三个黑影在星光下慢慢挪。 25日凌晨4点20分，三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踏上了珠峰之巅，五星红旗在此闪耀。 下山时遇见了醒过来的刘连满，他竟把氧气省了下来，还在日记里写了诀别信：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有帮助。 王富洲从160斤瘦到101斤，屈银华截了脚趾，可他们拿下的不只是一座山，1961年签署《中尼边界条约》，珠峰成了两国的界峰。 一群人在国家最难的时候，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别人说的“不可能”踩在了脚下。 他们爬的是珠峰，更是一个民族在困境里的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