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试飞员徐勇凌的歼6战机失控，惊险跳伞后，他跌入了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饥寒交迫中，他遇到了一个小男孩将其救回家，还为他炒了一碗蛋炒饭。时隔29年后，他通过社交媒体找到了当时救助自己的小男孩。
1987年2月的云南元谋，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山谷，天空压得极低，灰蒙蒙的云层裹挟着刺骨的湿冷。
25岁的空军试飞员徐勇凌蜷缩在海拔1000多米的荒山乱石间，降落伞的绳索缠在灌木丛中，像一张破碎的网。
他的飞行服被树枝划开几道口子，右腿膝盖渗出的血已经凝固，结成暗红色的痂。
远处传来几声狼嚎，他下意识摸向腰间，那里本该有一把救生刀，但弹射时的剧烈冲击让装备散落无踪。
记忆的碎片逐渐拼凑起来，两架歼6战机在万米高空相撞的瞬间，座舱警报尖锐的嘶鸣，仪表盘上疯狂旋转的高度指针。
长机飞行员朱广才喊出的“360加力”指令，被他误听成“300加力”，一个数字的误差让战机以超音速冲向长机。
弹射时15G的过载将他的脊椎狠狠砸向座椅，昏迷前最后的画面是湛蓝天空骤然颠倒成无尽深渊。
苏醒后的第一个念头是“还活着”，徐勇凌用冻僵的手指解开伞绳，试图站起来时才发现左脚踝肿得像馒头。
他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冰水顺着喉咙滑下，反而让胃里烧得更厉害。
远处山脊的轮廓在暮色中模糊成黑影，他拖着伤腿往坡下挪，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气。
飞行手册里教的野外求生技巧此刻显得苍白，没有指南针，没有信号弹，只有口袋里半块压缩饼干，还是上周训练时随手塞进去的。
第六个小时，体力透支的徐勇凌跪倒在溪边，军用水壶早不知掉在哪里，他直接把脸埋进刺骨的溪水狂饮。
抬头时，溪对岸的草丛里露出一截木棍，顶端绑着褪色的红布条。
他用沙哑的嗓子喊了声“有人吗”，草丛晃动几下，钻出个背着竹篓的彝族男孩。
男孩约莫八九岁，羊皮袄子大得不合身，脸颊上两团高原红冻得发紫。
两人隔着溪水比划半天，男孩突然掏出一本皱巴巴的作业本，铅笔头歪歪扭扭写着“算术题”三个字。
徐勇凌抓过本子写下“解放军，找村公所”，男孩盯着字看了很久，突然拽着他往山上爬。
土坯房里的火塘噼啪作响，男孩从梁上悬着的竹篮里摸出两个鸡蛋，铁锅烧热的菜籽油溅起油花。
蛋液滑进锅里的“滋啦”声让徐勇凌喉头滚动，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那碗蛋炒饭的香气钻进了骨髓，鸡蛋是金黄的，饭粒裹着油光，葱花翠绿得像要滴出来。”
男孩的母亲不会说汉语，往他手里塞了个烤土豆，烫得他左手倒右手却舍不得扔。
第二天全村人举着火把送他去村公所，手摇电话接通基地那刻，通讯兵在电话那头哭出了声。
29年后，已经退役的徐勇凌发布寻人启事，配图是当年那本作业本的照片。
网友三天内就锁定了云南楚雄的尹正海，当年那个“小男孩”已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家里开着小卖部，货架上还摆着军用罐头。
重逢时徐勇凌带去的礼物是一套飞行模型，尹正海女儿摸着歼-20的机翼说“我以后也要开这个”，徐勇凌突然想起弹射前瞥见的歼6尾翼编号：06-79，如今这串数字刻在空军博物馆的事故陈列馆里。
这个故事最动人的部分或许不是绝境逢生，而是命运交错的因果闭环，当年尹正海父亲冒雪去村公所摇电话时，不会想到这个举动让中国空军保住了一名试飞精英。
徐勇凌在荒山跌跌撞撞时，也不知道自己后来会成为歼-10首飞团队的核心成员。
一碗蛋炒饭的温度，丈量着军民之间最朴素的信任，就像尹正海对记者说的：“阿爸常说，穿军装的都是自家娃，哪有见娃饿着不喂饭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