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1岁的萧红因病去世。她死前感情泛滥，当着丈夫的面，竟和其他男人暧昧，更留下遗言：“自己想葬在鲁迅旁边。” 1942年的香港，那座孤岛，战火纷飞。萧红，这个从东北冰天雪地里走出来的才女，生命也走到了冰点。“当着丈夫的面，竟和其他男人暧昧”，这事儿到底有没有？ 有，但此“暧昧”非彼“暧昧”。 当时的情况是，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确实在她身边，但战争的混乱和求医的奔波让他心力交瘁。香港沦陷，物资奇缺，萧红被庸医误诊，喉管开了刀，话都说不出，痛苦不堪。在那个连正常医疗都保障不了的地狱模式里，端木也曾亲自用嘴为她吸出喉中的浓痰。这画面，你能说他不尽力吗？但在一个垂死之人的眼里，这点努力或许远远不够。 这时候，一个叫骆宾基的年轻人出现了。他是个文学青年，视萧红为偶像。在端木外出想办法的时候，是骆宾基，这个“其他男人”，寸步不离地守在萧红床前，喂水、擦身，记录下她最后的呓语。在一个濒死的人看来，谁在身边，谁就是全世界。那种依赖，是求生的本能，是对最后一丝温暖的抓取。 这是一个被命运反复抛弃的女人，在生命尽头，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更劲爆的是那句遗言：“我想葬在鲁迅旁边。” 这话一出，又点燃了无数人的八卦之魂。一个女人，临死不想和丈夫合葬，却惦记着另一个男人，这背后得有多少故事？ 故事确实有，但真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对萧红来说，鲁迅意味着什么？是情人吗？太庸俗了！在那个年代，鲁迅是她的光，是她的“精神父亲”，是唯一看透她文字底下那股“不甘”的知己。 想当年，萧红和萧军揣着小说《生死场》手稿，在上海穷困潦倒，是鲁迅拍板，自费为她出书，并写下那句著名的序言，称赞她“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 一句话，让萧红在文坛“炸”了。 鲁迅的家，是萧红在颠沛流离中唯一能找到温暖和安宁的港湾。她可以在那里笑，可以放肆地聊天，可以像个孩子。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她在萧军那里，在端木这里，都未曾完全得到过的。 所以，她想葬在鲁迅旁边，根本不是小儿女的情爱纠葛，而是一个天才作家，对自己文学归属的最终选择。 她是想告诉这个世界：我，萧红，是一个独立的、有价值的作家，我应该和我精神上的引路人在一起。这是一种灵魂的“认祖归宗”，是她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的最后反抗。 现在学术界和文化圈，正有一股新的潮流，大家开始努力把萧红从这些八卦绯闻里“捞”出来。比如前几年出版的一本叫《跋涉：萧红的哈沪港行记》的书，就把焦点重新对准了她的文学本身，探讨她如何通过写作，在那个乱世里寻找自我。这说明，我们终于开始懂得欣赏一个女作家的才华，而不是只盯着她的私生活不放。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美国那位顶级的汉学家葛浩文，他翻译了几乎所有萧红的作品。他发现萧红最后一部长篇《马伯乐》没写完，留下一句“第九章完全文未完”。这位美国老先生，在70多年后，居然提笔给续写完了！ 这事儿在文化圈争议不小，但它恰恰证明了萧红的魅力。她的文字，她的故事，有足够的力量，让一个异国的顶尖学者，在几十年后，依然念念不忘，甚至想替她完成遗愿。 一个作家的生命力，绝不是31岁就能终结的。萧红的一生，就是一个大写的 “逃离”。 她从呼兰的封建家庭逃出来，反抗包办婚姻，这是第一次逃。为了活下去，她投奔了未婚夫，结果被抛弃在旅馆。在绝望中，她遇到了萧军。萧军像个英雄一样“拯救”了她，给了她爱情，也给了她文学的启蒙。但很快，这份爱就变成了拳头和背叛。萧军的爱，炽热也伤人，像一团火，能取暖，也能把人烧成灰。 于是，她又逃了。 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性格温和的端木蕻良。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她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安稳度日的“正常”家庭，但命运却把他们抛入了战争的洪流。端木的性格，在安稳岁月里是优点，但在乱世里，却显得有些软弱，护不住她。最终，在香港的病榻上，她发现自己无处可逃了。 她一辈子都在寻找爱，寻找一个坚实的依靠，却一次次被推开。这种极致的孤独和痛苦，也淬炼出了她独一无二的文字。没有这种“人生尽寒凉”的体验，就写不出《呼兰河传》里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悲悯，也写不出《生死场》里那种原始、粗粝的生命力。她的天才，是用苦难喂养出来的。 1942年，萧红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这句“不甘”，才是解读萧红一生的钥匙。她不甘心自己仅仅是个被男人抛弃的弱女子，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被埋没，不甘心生命如此短暂。 八十多年过去了，依旧有人在聊她，研究她，为她续写作品。也许，这就是对她那句“不甘”的最好回答。她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她的文字，真的与蓝天碧水永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