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如果还能再坚持10年，我们国家说不定已经收复台湾了，那时我国的外部环境出奇的好，欧美抢着要卖武器给中国，只要给的起钱，最先进的武器随便挑，觉得太贵？不要紧，中国加入北约，武器都可以送。
新中国成立后，便积极谋求重返联合国。对于新中国而言，能加入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无论在外交还是国际贸易方面，都将带来巨大的好处，助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表达了强烈的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意愿，并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大会，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由于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也在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努力上给予了有力支持。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中国作为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自然受到了苏联的鼎力支持。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事务和决策方式仍在摸索阶段，许多国际事务经验不足。苏联在这一方面成为了新中国的“导师”，不仅提供了大量建议，还在技术和策略上帮助新中国逐步确立重返联合国的路线。 在新中国恢复经济的时期，现代工业的基础建设核心便是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即“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 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达成共识，苏联政府同意帮助中国建设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等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情况变化，部分项目进行了调整：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的项目数量为47个。 正如周恩来在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所言：“苏联政府对中国的91个新企业和正在进行的50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持，将帮助中国人民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强大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此举对中国工业化和迈向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批援建项目不仅加速了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也为国防工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了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成为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腾飞的重要起点。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升。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外交上采取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方针，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谨慎地保持着平衡。在中苏关系方面，经过近30年的对抗，双方终于逐步走向缓和与和解。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苏联表示愿意向中国出售包括苏-27战斗机在内的尖端武器装备。这无疑极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在积极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欧洲多国先后解除了对华武器禁运，法国还向中国出售了＂超级楼兰＂预警机和＂西北风＂导弹。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一些西方政客开始讨论让中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使其成为不容忽视的全球力量。将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仅有利于遏制苏联，也有助于＂西化＂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政府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始终坚持不结盟原则。 如果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解体，中国的外部环境可能会有所不同。一个长期存在的强大苏联，在客观上制约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也为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也使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外交回旋余地。 在现实中，我们应本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以最大诚意争取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中苏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之间的一大历史悬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双方有意回避边界争议，未曾触及此问题。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裂痕日益加深。在苏联军事和政治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对外战略。尤其是在苏联屡次挑起边境流血事件、边界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将中苏边界问题纳入中国的外交布局，作为缓和对美关系、联合全球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重要策略之一。1969年在中苏边境发生的自卫反击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一战役直接促成了毛泽东对外战略的新布局。 在60年代初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调整了此前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逐步将“苏联修正主义”也纳入中国反对的阵营，并提出了“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策略。在“反帝”和“反修”的力量分配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虽然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帝国主义，但对美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毛泽东的看法开始出现转变。他认为，美国作为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虚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势力分布过于分散，“十指按跳蚤，一个也按不住”。 1961年5月，美国在越南南方展开“特种战争”。1962年，毛泽东在与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析形势时便指出，美国若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出兵，将会身陷泥潭难以自拔。若中越和东南亚国家一起牵制美国，它将难以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