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志愿军军长回村种地不予授衔，朱老总大怒，不能没他。在经过多轮评定之后，由总干部部拟定的授衔名单新鲜出炉。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5年，新中国正上演着两幕看似毫不相干的场景，一幕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是一份决定开国将帅荣誉归属的授衔名单正被审阅。 而另一幕则是在湖南宜章县的水坳村，田埂上，一个裤管还沾着泥的老农扛着锄头，在自家的红薯地里忙活，乡邻们都只认识这位和气的“老肖”。 当那份沉甸甸的将帅名单传到朱德总司令手中时，他平日里笑呵呵的脸上罕见地沉了下来。 他推了推眼镜，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眉头越锁越紧，终于，他将名单往桌上一放，声音不大，却砸得人心头一跳：“这上头，怎么没有肖新槐同志的名字？” 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闻言一愣，赶忙解释，说肖新槐同志前两年因常年征战积劳成疾，已经离队回乡休养。 按照评衔工作里“已脱离军队的地方干部原则上不参与授衔”这条不成文的规定，所以就没把他列进来。 这解释听着有章可循，却彻底惹恼了朱老总，“胡闹！”他一声怒喝，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荡，“这叫什么话？湘江战役，他肖新槐带着红九团给中央纵队搭人桥，拿命开路，现在仗打完了，就不算数了？”在场的人全都默不作声。 随后，朱老总把罗荣桓单独叫到办公室，指着墙上的朝鲜作战地图，情绪依然激动：“你看看朝鲜这道横城防线，要是没有肖新槐的66军顶在那，我们的整个战线都可能被撕开，这样的同志，我们怎么能忘？” 最终，朱德不容商量地一锤定音：“把他的名字加上去，授衔这件事，少了他不行！” 可就在北京为他的军衔激烈争论时，当事人肖新槐却毫不知情，并且，他早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他不仅在老家过着地道的农民生活，甚至已经亲笔写信给军衔评定委员会，恳切地表示自己“已解甲归田，不该再授军衔”。 中央派来的警卫员，他摆摆手就给退了回去，理由是“乡里乡亲的，搞那套干啥”，只随身揣了把手枪防身。 县里安排的独门小院，他不住，偏要窝在漏雨的土坯房里，说这样“打扫方便”，房顶漏了就扯件旧军装塞住窟窿。 后来关节炎发作疼得直不起腰，他就找根稻草绳把自己死死勒住硬挺，县里按规定发给他每月能买六斤猪肉、二十个鸡蛋的特供票证，他也从未用过，宁愿提着竹笼去河边捞点小鱼小虾。 到了1953年春节，县长来看望他，提着两瓶酒和一只鸡，他却急得要把礼物往门外推，执意要付钱，这位昔日的铁血悍将，似乎正用尽全力，主动把自己从功劳簿上往下拽。 可历史的功勋又哪里是想忘就能忘的，朱老总之所以拍案而起，是因为肖新槐的履历，本身就是一部打出来的军史。 1927年，他扛着梭镖参加农军，次年就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并在1929年在朱德的亲自介绍下入党。 长征路上，惨烈的湘江战役，他率领红九团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江水，带着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架起“人桥”，为中央纵队打开了生命通道。 后来在抗战时期，他已是独当一面的智将，神堂防御战，以两个连的兵力硬是打退日军一个大队，歼敌四百余人。 所以最终在朱德的力保下，中央军委最终一致同意，破格将肖新槐的名字重新列入名单，特别批准授予他中将军衔。 当县武装部长举着授衔通知书，满村子打听，最后在红薯地里找到那个满手是泥的“老肖”时，围上来的乡亲们都惊呆了，谁也想不到，身边这位朴实和气的种地老头，竟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军。 肖新槐在裤腿上擦干手上的泥，接过那份沉甸甸的通知，当看到肩章上那颗金灿灿的将星时，这位53岁的铁血硬汉再也忍不住，眼角全是泪，却笑得像个孩子，喃喃自语道： “老总还没忘了我啊……其实我这辈子最光荣的，还是当年在井冈山，朱军长递给我的那碗红薯汤。” 后来到了授衔那天，他依然穿着一身粗布衣裳，事后，他将那枚崭新的中将肩章和将官礼服，用红布小心翼翼地包好，郑重地压进了那只陪伴他南征北战多年的牛皮箱底。 直到1980年，肖新槐将军走完了73年的人生，临终前，他将毕生积蓄的六万块钱分成两份，一份作为党费上交，另一份全部捐给了他曾浴血奋战过的革命老区。 一位是坐镇中枢的统帅，把下属的荣誉看得比天大，不惜为此动怒，一位是身在田垄的功臣，却把世人眼中的至高荣誉看得比纸还薄，拿到手便压入箱底。 这或许就是那一代革命者最真实、也最让人费解的写照，因为真正的功勋，早已超越了肩章与名录，铭刻在了共和国的史册上。 对这两种将荣誉看得“重如泰山”与“轻如鸿毛”的境界，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理解呢？而这其中，究竟什么是荣誉，什么又是比荣誉更重的东西？ 【信源】《开国将帅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