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时代的工业体系有多完善？举个例子。在小县城里，当时有水泥厂、氮肥厂、造纸厂、制药厂、机械厂、纺织厂、糖厂、酒厂、皮鞋厂、家俱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理厂、汽车保养厂、伞厂、棕制品厂、豆腐乳厂、笔杆厂，等等，大大小小几十个，国计民生所需的很多东西，这些工厂都能生产出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国际环境？一边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和围堵，一边是国内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当时的国家战略核心，就几个字：备战、备荒、为人民。 为了防止被人“一锅端”，我们搞了个宏大的“三线建设”，把工业往内陆、往山区里搬。而这种“县县有工业”的布局，其实就是“三线建设”思想的延伸和缩影。它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生存和安全。万一打起仗来，外部供应全断了，每个地方都能靠自己撑上一阵子。这是一种极致的“底线思维”，一种用“笨办法”构筑起来的安全感。 我二叔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他高中毕业就进了县里的氮肥厂当工人。那可是个“香饽饽”的单位，十里八乡的姑娘都想嫁进厂里。 据二叔回忆，厂子不大，也就三四百号人，但那股子干劲儿，现在很难想象。厂里的口号是“为农业插上翅膀”。他们生产出来的化肥，用麻袋装着，直接就拉到各个公社。农民们看到化肥，就像看到了宝贝，那眼神里的期盼，让二叔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价值。 他说，那个时候，虽然工资不高，物质也不算丰富，但心里特别踏实。厂里有自己的食堂、澡堂、医务室，甚至还有个小放映队，周末拉个幕布就能看电影。大家住的都是厂里分的房子，邻里之间谁家缺点啥，吼一嗓子就有人送来。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厂，那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 孩子们在工厂子弟学校上学，长大了，又有机会接替父母的岗位进厂工作。这种“铁饭碗”，虽然限制了个人的发展，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却给了普通家庭最需要的稳定。 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为谁停留。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全国。那些曾经支撑着县城经济的“麻雀”们，突然发现自己飞不动了。它们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管理僵化，产品跟沿海地区那些新兴的、规模化的工厂一比，毫无竞争力。 我二叔所在的氮肥厂，在90年代末的“下岗潮”中，终究还是没能撑住。停产那天，厂里安静得可怕。二叔和他的工友们，站在锈迹斑斑的机器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谁也说不出一句话。那是一种被时代抛弃的失落感，一种英雄迟暮的悲凉。 那些年，无数个像我老家这样的小县城，都经历了同样的阵痛。皮鞋厂倒了，大家开始穿温州产的皮鞋；纺织厂关了，广东来的“的确良”成了时髦。县城里那些曾经的骄傲，一个个变成了废弃的厂房，在风雨中沉默。 既然这套体系已经被淘汰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提起它？ 历史从不是孤立的，它总会在某个时刻与现实遥相呼应。 时间快进到2025年的今天，我们看看周围的世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一次地缘政治的摩擦，甚至是一艘货轮在运河里卡住了，都能让全球的供应链抖三抖。一块小小的芯片，就能让一个万亿级的汽车产业停摆。我们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高效与便利，也必须承担它背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脆弱性。 于是，“供应链安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国内大循环”这些词，成了这几年的高频热词。我们发现，当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必须要有自己的“压舱石”和“定盘星”。 这和当年毛主席时代的思路，是不是有某种内在的逻辑相通？ 此“自力更生”非彼“自力更生”。当年的“小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是一种求生存的无奈之举，它追求的是低水平的、全面的自给自足。而我们今天强调的自主可控，是在全球化分工的背景下，为了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的问题，是一种求发展的战略布局，它追求的是高水平的、重点领域的安全可控。 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回到每个县城都去建一个水泥厂、一个纺织厂的时代。但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那种独立自主、不畏封锁的骨气，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心，以及那种深植于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底线思维，在今天，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今，我老家那片倒闭的氮肥厂的土地上，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物流园和电商直播基地。二叔的儿子，我的堂弟，就在里面做直播带货。他卖的东西，来自天南海北，甚至世界各地。他通过一根网线，连接着一个比当年那个小县城广阔无数倍的市场。 我有时会跟他开玩笑，说：“你爷爷那辈人，是想尽办法把县里的东西造出来；你爸那辈人，亲眼看着这些厂子倒下去；到了你这辈，又在想尽办法把外面的东西卖到县里来。” 这，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工业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