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被迫“退休”后的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郊外一所别墅内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他每个月有500卢布作为抚恤金，有时家里人还会来看他，他非常高兴，享受着天伦之乐。 勃列日涅夫他们确实给了他优厚的待遇，但背后却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别墅周围的警卫、园丁、服务员，一夜之间全换成了克格勃的探员。美其名曰“保护”，实际上就是24小时无死角的监视。 任何想来看望他的老朋友，都得经过层层审批，比见在位的领导人还难。他本人也被下了“非必要不得外出”的禁令。这哪是退休，这分明是把他当成一颗定时炸弹给供起来了。 最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克格勃的监听器无孔不入，连他家的厕所都没放过。当他发现这个秘密时，这位前总书记的反应堪称一绝。他对着空气，用他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喊道：“用国家的钱在厕所里听一个退休老头放屁，真是天大的浪费！” 这句辛辣的嘲讽，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一种轻蔑。你们可以夺走我的权力，但夺不走我的尊严和幽默感。这种精神上的硬气，为他后来的“绝地反击”埋下了伏笔。 每天养花、种菜、散步、听被他自己禁掉的“西方敌台”，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赫鲁晓夫不甘心就这么被历史遗忘，不甘心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都由他的政敌来书写。 突然有一天，他对他儿子谢尔盖说：“我不想让我经历的那些事，就这么跟我一起进坟墓。” 他要做一件大事——写回忆录。 这个决定，让克里姆林宫里的人坐不住了。 写回忆录？一个被迫下台的领导人写回忆录，这本身就是一颗政治炸弹。他想说什么？揭露斯大林时期的秘密？还是爆料自己被赶下台的内幕？无论哪一样，都是勃列日涅夫最不愿看到的。 于是，一场围绕着录音带的“攻防战”开始了。 起初，赫鲁晓夫用笔写，但手稿很快就被克格勃“客气地”收走了。老头儿不气馁，你收我手稿，我就用嘴说！家人给他搞来一台当时很先进的录音机，他开始口述历史，让儿子谢尔盖记录。 为了躲避室内的监听，他常常在林间散步时录音。风声、鸟叫声，都成了他回忆录最独特的背景音。但克格勃的鼻子比猎犬还灵，他们很快就再次找上门，严厉警告他必须停止。 赫鲁晓夫这次是真怒了。他被请到克里姆林宫“喝茶”，面对昔日的同僚，他拍着桌子说：“根据苏联宪法，我作为一个苏联公民，有写作的权利！我写的东西是给全体苏联人民看的，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话虽这么说，但他心里清楚，只要录音带还在苏联境内，就随时可能被销毁。他必须想办法，把这份珍贵的史料送到国外去。 就在赫鲁晓夫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一个名叫维克多路易的英籍苏联记者。这个人身份特殊，能够相对自由地进出苏联。通过儿子谢尔盖的牵线，赫鲁晓夫下定决心，赌一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场惊心动魄的“磁带偷渡”行动秘密展开。谢尔盖将录好的磁带和整理好的手稿副本，分批交给路易，由他带到西方。 这个过程有多凶险，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每一次传递，都可能被克格勃当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但赫鲁晓夫一家，就像是在执行一项神圣的使命，义无反顾。 这不仅仅是一本回忆录，这是赫鲁晓夫对剥夺他声音的体制，发出的最后一声怒吼。 到了1970年，当西方媒体预告《赫鲁晓夫回忆录》即将出版时，克里姆林宫彻底被激怒了。他们最后一次召见赫鲁晓夫，逼他签署一份声明，否认自己写过任何回忆录。 赫鲁晓夫看着那份写着“我从未写过回忆录”的声明，冷笑一声，拒绝签字。他说：“我都这把年纪了，不能说谎，说谎是罪过。” 最终，他只签了一份措辞模糊的声明，说自己“从未将手稿交给任何出版社”。 1971年，英文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轰动。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77岁。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没有让历史留白。 赫鲁晓夫的故事，在半个多世纪后的2025年来看，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首先，它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权力可以禁锢一个人的身体，但无法禁锢他的思想和声音。 其次，赫鲁晓夫回忆录的价值，远不止于一些历史八卦。 它让西方世界第一次如此细致地窥见了苏联高层权力运作的内部肌理——那些激烈的路线斗争、个人恩怨和决策背后的偶然性。 最后，我们再看赫鲁晓夫的墓碑。他的家人没有选择官方指定的艺术家，而是找到了曾被赫鲁晓夫当众痛骂的先锋派雕塑家涅伊兹韦斯特内。这位艺术家为他的“仇人”设计了一座黑白两色花岗岩交错的墓碑，象征着赫鲁晓夫功过交织、充满矛盾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