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但在法庭上他却狠狠地打了蒋介石的脸。
这陈独秀被抓，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头一年，也就是1931年，他对当时国民党面对日本侵略表现出的犹豫和不抵抗，发表了非常尖锐的批评。
这些言论传开了，对国民党的脸面打击不小，蒋介石政府本来就对他不顺眼，这下正好抓住机会要报复他。
但政府也怕随便抓人，特别像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人，会激起老百姓的反感和社会动荡，所以干脆编了个“危害国家”的罪名。
既然抓了，最后总要审，转过年到了1933年4月，国民党的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这个所谓的“叛国罪”。
这消息一出，惊动了不少人，像李大钊、胡适这些老朋友都坐不住了，纷纷奔走，想办法帮他找辩护律师。
法庭上的气氛很紧张，法官按程序问他：“你对指控有什么要抗辩的吗？”
他站得笔直，声音洪亮地回了一句：“有辩护！” 他一点没慌，很沉稳地把自己的道理讲出来：“我认为，反对政府绝不等于叛国，政府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
他还写了一份详尽的“诉状书”，在里面更是火力全开，他认为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对内不能治理好国家，对外又不能抵抗外敌侵略，只会耽误国家害苦老百姓，这样的政府，还不如早点下台！
在他心里头，他的目标和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都是坚信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被国民党扣上“叛国”的帽子，他根本不承认。
他始终坚持自己从未放弃过理想和信仰，也没有背叛过当初追随共产党的初衷，他对国民党是打心底里瞧不起，但对革命的信念是铁打不动的。
章士钊坐在辩护席上，听着陈独秀这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论，心里急得不行，他知道这样硬顶，对案子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可能引火烧身。
作为律师，他赶紧站出来想办法挽救局面，他在辩护发言里努力解释，说陈独秀其实对国民党并没有外面想的那种深仇大恨，说他私下里其实也劝别人别老说国民党的坏话等等，试图软化陈独秀那太过尖锐的形象，为他脱罪。
可万万没想到，陈独秀本人完全不领这个情，他立即就在法庭上公开声明：“刚才章律师说的那些话，只代表他个人的想法，和我没关系，我自己的观点，都在我公开发表的言论和刚才提交的那份诉状书里写得清清楚楚了！”
他宁愿坐牢，也绝不为了脱罪违背自己的良心说假话，这就叫骨头硬，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身上有气节。
不出所料，国民党看陈独秀“油盐不进”，最后判了他个严厉的刑罚，十三年有期徒刑，后来迫于外界舆论的压力，觉得判得太重面子上实在挂不住，经过上诉，同年6月30日改判成八年。
但即使面对这么长的刑期，陈独秀在牢房里也始终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那个荒谬的“叛国罪”，他坚持认为，自己反对的是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做过半点对不起国家的事。
他在监狱里的威信反而很高。那些看守他的狱卒，有不少人私下里特别佩服他的人格和学问，都知道他字写得好，是个书法大家。
后来弄到连看守人员都争着抢着来求他写副字、写幅对联。那牢房都快成他的私人书法工作室了，他心里堵着一股闷气，又不能出去活动，正好借着写毛笔字，把一腔的悲愤不平都挥洒在笔墨之间。
国民党当局心虚得很，也怕陈独秀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流传出去动摇人心，于是下了死命令，严格禁止所有报纸杂志刊登他的辩护词和相关报道，想把这事捂得严严实实。
这件案子闹得太大太轰动，还是被记了下来，据说后来沪江大学在相关的历史教学中都提到了这桩典型的“陈独秀叛国案”。
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戴笠，后来也亲自跑到监狱里去劝降过陈独秀，话说得好听：“好汉不吃眼前亏”，意思是让他低头认个错，但陈独秀的态度非常明确，你可以关我，但我内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不会动摇！
虽然他那个时候在组织上并未重新加入共产党，但思想的根基从来没有改变过，再后来，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在共产党方面的积极营救和要求下，加上时局变化，他终于被提前释放了，实际坐牢时间大约五年。
这五年的牢狱生活，没有打垮他，反而像淬火的钢，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内心的理想，他看清楚了，要把中国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必须推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国民党统治！
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他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就像他当年在法庭上的表现一样，面对着生死难料的境地，面对好友替他周旋的好意，他自己也明白照着章士钊的话说，情形可能好得多。
但他就是拧着那股“倔”劲儿，硬把那些替他圆场的话改成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他的脾气就这样，认准了真理，为了心中的理想和革命事业，粉身碎骨，对他而言也在所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