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他把妻子潘兰珍叫到床边叮嘱：兰珍吾妻，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潘兰珍生在江苏通州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打小日子就不好过，跟着爹妈逃荒一路奔到了上海滩。
才十三岁，她就进了纱厂当童工，指望着能帮衬家里一点，谁知道更大的苦等着她，十七岁那年，厂里一个坏心眼的工头欺负她年少无助，生活逼得她没办法，擦干眼泪又回到父亲打工的地方帮工，年轻的心早早尝够了世事辛酸。
到1930年，她住在上海熙华德路，那会儿，来了位神神秘秘的邻居“李先生”，这人怪得很，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埋头看书写东西，那些书卷又厚又难懂。
潘兰珍觉得，这位李先生虽然脸上不大见笑，也不爱多言语，可待人态度却和气，不知怎的，就叫人觉得心里踏实，有种莫名的信任感。
这位“李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那时早已远离政治漩涡、化名隐居、专心写书做学问的陈独秀，巨大的时代浪潮把他从顶峰抛落，却从未磨灭他对知识与思想的探索。
日子一天天过，两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潘兰珍见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也没个照应，日子过得不像样子，就时常默默地上前搭把手。
看到屋子里乱，她就悄悄收拾；见他顾着读书忘了吃饭，她就做些热乎的端过去，陈独秀呢，见她这么实心实意地帮自己，也没读过书，就一点一点教她认字、念书。
后来，他们还收养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取名叫凤仙，一家三口的日子，清贫是清贫到了骨子里，可那份安稳和温暖，却是难得的光景。
可惜，这样清贫但安稳的日子没能长久，有一天，陈独秀的身份暴露了，他被逮捕入狱，潘兰珍这才真正知道自己相伴相依的人，是那个大名鼎鼎、正被四处通缉的陈独秀。
这场面，换了别人，恐怕躲都来不及，生怕惹上大祸，可潘兰珍偏不，她没有半点儿犹豫退缩，她立刻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跑到南京，硬是在那令人喘不过气的监狱旁边租了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住了下来。
整整五年啊，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她的身影总是定时出现在监狱墙外，风雨无阻地守着那份不离不弃的情分。
1937年，抗日战争的炮火狠狠砸到了南京城，连监狱的屋顶都给炸塌了大块，生死关头，陈独秀自己身陷囹圄，心里却惦记着墙外的潘兰珍安危，急切地催促她赶紧离开那险地。
可潘兰珍怎么说？就是不肯走！她说，再大的难，也得陪着一起挨过去！
这份情义坚如磐石。后来，陈独秀得以获释，两人带着女儿凤仙，就像没了窝的鸟，不得不在战火中仓皇逃难，流离失所。
从南京一路颠沛流离，辗转武汉、重庆，最终才在四川偏远一隅的江津找到个歇脚喘气的地方。
到了江津，日子依旧苦得像黄连，陈独秀年纪大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再加上他的老母亲双目失明，跟着他们一起住，一家几口的花销像块大石头重重压在肩上。
潘兰珍成了家里真正的顶梁柱，里里外外全靠她张罗，伺候年迈多病的婆母，操持柴米油盐的琐碎家事，照顾身体每况愈下的丈夫，拉扯幼小的女儿，她的肩膀扛起了整个风雨飘摇的家。
弥留之际，他对潘兰珍说的那番话，没有旧式文人常念叨的“守节”要求，更没有留下任何让她独自承担痛苦和思念的枷锁， 相反，他心心念念的，是希望她能坚强起来，学会独自支撑起自己人生的脊梁，真正掌握自己未来的幸福。
他鼓励她，在安葬了他之后，如果真有踏实可靠、肯真心待她的人走进她的生活，就不要犹豫顾虑，抓紧机会再组家庭，好好把后半辈子过安稳了，别让他走后，留下她孤零零一人在这冰冷世道里硬熬。
这几句大白话，一字一句，实实在在，却沉甸甸地凝聚了他一生的风骨，独立自主的信念，以及对妻子最真挚无私的挂念和最深切的成全。
他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点燃星火的先驱，却在时代的激流中历经起伏跌宕，晚年漂泊困窘。
无论境遇如何不堪，他从未屈尊俯就，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精神高度与人格底线，他最后留给妻子的话语，是他独立精神最朴素的传承，也是他为她未来道路所能想到的最体面、最温暖的安顿。
潘兰珍没有辜负丈夫最后的期望，送走了陈独秀，巨大的悲痛没有把她压垮，她擦干眼泪，挺直腰杆，开始拼命地寻找活路，用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
起初在江津附近一家农场里帮忙干活，像男子汉一样卖力气，后来，她又辗转去了当地小学校里的食堂，当起厨娘，用锅碗瓢盆奏响生活继续的乐章。
日子过得照样艰难，清汤寡水，粗茶淡饭，但她硬是凭着这股韧劲儿，真正实现了“自食其力”，1946年，待时局稍微平息，她把养女凤仙也接到了身边，母女二人在上海重新落脚生根。
陈独秀在她心里，始终是那个最敬重、最思念的人，那座无人可以取代的精神山峰，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她终身未再改嫁，践行了自己内心深处无声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