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街头，一位被盛传是昔日清朝“铁帽子王”晏森的黄包车夫，健壮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传闻这位“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在失去爵位后，正依靠黄包车自谋生路，那么他真的是晏森吗？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7年秋天，一张刊登在《益世报》上的街拍照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照片上，一个健壮的黄包车夫在东交民巷穿梭，满头大汗，面色白净，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硬气。 他的洋车后座坐着一位打扮讲究的外国太太，更让人注意的是，这位车夫不但能说几句洋文，还不时比划着手势，仿佛在讲什么故宫的掌故，路人看了都忍不住驻足张望，议论纷纷。 没过几天，这张照片就传遍了北平城，有人一口咬定这人是前清的“铁帽子王”晏森，说他如今败落到靠拉车谋生，甚至还有人称，末代皇帝溥仪得知此事后，当街痛骂他给皇家丢脸，转身又偷偷塞钱让他低调点。 这套说法在茶馆里传得神乎其神，越传越玄，听得人都直点头，可真有人去左府胡同打听，才发现这人其实叫刘某，是个地道的北京人，街坊都喊他“佛爷”，因为他拉车温和，不急不躁，喜欢念叨“人活一口气，车拉一身汗”。 佛爷从小在雍和宫附近长大，十五岁跟着弟弟一起拉洋车，他起初也在街口等活儿，挤在最底层，风里来雨里去，车费刚够买碗豆腐脑，他知道靠力气吃饭太难，就开始琢磨点门道。 他慢慢混进了使馆区，跟俄国人学了点俄语，在六国饭店跟门童学了几句英语，遇见日本客人还能点头打个招呼，他拉的洋车不光跑得稳，座垫也干净，还时常为客人指路讲典故。 有人要买古董，他知道该去哪儿砍价；有人想拍照片，他能带人钻进老胡同最讲究的景儿里，洋人爱听故事，他就常泡茶馆听说书，把听来的段子添油加醋讲给外国人听。 那年头，北平的车夫成百上千，像佛爷这样能说会道的并不多，很多人都记得他车牌上挂着“34号”，还记得他不管多累，回家前都要去菜市口给父亲买碗羊杂汤。 他住的四合院不大，一家十来口挤在一块儿过日子，靠他一辆车养活，他不光能攒下钱，还送大儿子去读了私塾，他身上的那股劲儿，不光是扛得住苦，更是认得出路、肯动脑筋的那种聪明劲。 也正是因为这份“与众不同”，才让人们更愿意相信，他就是那个落魄的晏森，说起晏森，北平城确实还有不少记得他过往的人，他是努尔哈赤后代，克勤郡王的第十二代传人，曾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清朝灭亡前两年，他刚满十四岁，就接过王爵册宝，住进王府，身边太监婢女成群，每月能领到数百两俸禄，他的生活极尽奢华，爱逛琉璃厂淘古玩，也爱听戏喝茶，一天到晚活得像戏文里走出来的人。 但清朝退位的圣旨一下来，朝廷的银子也就断了，他先是拿出王府里几张红木大床和一对成化瓷瓶换了点现银，接着又把府里的字画、珠宝、玉器卖得七七八八。 后来，他连王府地皮也出手了，有说是卖给了民国高官，换了十万大洋，这笔钱在当时能在胡同里买五十套四合院，但也只够他挥霍半年。 他照样去八大胡同喝花酒，照样包戏园子请角儿登台，活得比从前还高调，直到一朝散尽。 据旧档案记载，1925年春天，他甚至跑到自家祖坟去挖陪葬品，被巡警赶得灰头土脸，报纸上还登过这事，说是前清郡王盗掘祖坟，成了轰动一时的奇闻。 他的族侄溥仪派人送了五百大洋，指望他能收敛一点，可没几天他又包下八大胡同头牌，被人认出来，一传十，十传百，彻底砸了清室的面子。 后来，确实有不少人看见他在街头拉黄包车，有人说他拉到东交民巷，被法国领事认出，故意多给了车钱；有人说他常在天桥一带出没，晚上蹲茶馆门口，啃干饼子解馋，还吹嘘家里做烧饼都撒金粉。 这些话真假难辨，但晏森拉车的事却确有其事，到了抗战前后，他的身影逐渐模糊，最后一次被提起，是在崇文门外发现的一具无名尸体，据说冻死街头，身上盖着破旧车衣，年纪约莫五十。 这时的溥仪已经在长春穿上日军军装，对关东军鞠躬行礼，一个曾被寄予厚望的王爷，就这样在异乡当起了傀儡；而另一个，或者说两个——一个是真王爷，一个是假传闻中的王爷——却在北平街头留下了不同的痕迹。 到底拉车的佛爷是不是晏森？多半不是，街坊邻里都知道他本姓刘，是靠双手挣饭吃的实在人，但传言却让他的身影被赋予更多意义。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们更愿意相信：即便是王爷，也逃不过命运的捉弄，也要像普通人一样弓着腰去拉车，也得吃馍啃咸菜谋生。 历史有时不需要真假分明，它需要的是一个符号，佛爷成了那个符号，让人看到“命运沉浮”这四个字如何从天上落到地上；晏森也成了符号，一个旧王朝腐朽落幕的注脚。 他们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擦肩而过，一个是真实的苦力，一个是传说的残影，却都被这个时代默默收下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北京日报——“网红”34号车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