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双枪李林被日军围攻，即使身受重伤，她依然拿起双枪“啪，啪，啪…”几下将6头日寇击毙，然后，她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牺牲前，低头看了看自己未出世的孩子，似乎在说：“妈妈对不起你。” 1915年的冬天，福建漳州塔口庵的墙角堆着半人高的枯草，一个刚落地40天的女婴被裹在破布里，冻得小脸发紫。 附近住着的侨眷陈茶听见哭声跑出来，解开棉袄把孩子揣进怀里——这一揣，就揣出了后来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双枪女将”。 陈茶给孩子取名李翠英，谁能想到，这名字会在20多年后变成“李林”，刻在晋绥大地的烽火里。 3岁那年，陈茶带着翠英去印尼爪哇投奔丈夫李瑞奇，那时候的爪哇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华人在街上走路都得给殖民者让路。 14岁时，翠英跟着养母回了漳州，船刚靠岸，就看见码头上挂着“抵制日货”的标语，几个学生正跟卖洋货的商人争执。 她挤进去听完，回家就把养父从印尼寄来的洋布衣服剪了，改做成粗布衫。 后来厦门集美中学读书，她成了学校的“怪人”——白天在操场练短跑、打篮球队，跑得比男生还快；晚上就扎进抗日义勇队的集会，跟着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夏天，翠英改名“李林”，坐火车去了北平，这名字是她自己取的，取“列宁”的谐音，意思是要跟着共产党走。 刚到北平没俩月，就赶上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游行那天，她举着总旗走在最前面，军警拿着棍棒冲过来，她把旗杆往地上一杵，大声喊：“要打先打我！旗子不能倒！” 当年12月，她入了党。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李林主动要求去前线，组织上考虑她是女同志，想把她留在后方做宣传，她急得直跺脚：“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能拿枪，为啥不能去前线？” 到了山西太原，她进了抗日干训班，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射击、学骑马，结业考核时，手枪、步枪都是满分。 1937年9月，李林带着几个人去了平鲁县，要在那里建抗日游击队，刚开始很难，老乡们怕日本人报复，不敢参军。 她就挨家挨户串门，跟老乡说：“我是南洋回来的，在外国受够了欺负，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现在日本人要占咱的家，咱不反抗，子孙后代都得受气。” 没几个月，她就拉起了一支百来人的队伍，叫“晋绥第八抗日游击支队”。 这支队伍专跟日军的运输队、据点过不去,有回听说天成村有个日军军马场，她半夜带着30个队员摸过去，先解决了哨兵，再让会骑马的队员牵马，不会骑的就放哨。 等日军发现时，他们已经牵着100多匹战马跑远了，气得日军小队长哇哇叫。 还有次在绥南，她瞅准日军的补给线，白天让队员假装农民在田里干活，晚上就摸过去炸桥梁、毁公路，把日军折腾得够呛。 1940年4月，日军调集1万多人，要把洪涛山区的抗日力量一网打尽。 那时候李林已经怀了3个月的身孕，组织上让她跟后勤队先走，她却找到领导说：“我熟悉地形，让我带骑兵连掩护，你们赶紧转移。” 那天早上，她骑着战马“菊花青”，带着骑兵连朝日军方向冲，故意把敌人引开。 战斗打了一整天，“菊花青”被炮弹炸死的时候，李林摔在地上，腿被划伤，血顺着裤管流进鞋里。 她爬起来，掏出手枪继续打，直到子弹快打光了，身边的队员也只剩几个，日军喊着“抓活的”围上来，她摸出最后一颗子弹，对着自己的喉部扣动了扳机。 那年李林才24岁，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太阳，消息传出去，平鲁县的老乡们哭着跑了五里地，打来清水给她擦身子，用家里最好的白布裹住她。 追悼会上，几千人举着拳头喊“为李林报仇”，中共中央妇委从延安发来唁电，说她是“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 现在去山西朔州的洪涛山，能看见李林的雕像，她骑在马上，手里握着双枪，眼睛望着远方。 福建漳州的塔口庵旁边，也有一座一模一样的雕像，每年清明，两地的人都会来祭扫，朔州的学生捧着自己写的诗，漳州的老人带着侨乡的特产，就像在跟她说家常。 集美中学有个“李林班”，学生们的校徽上都刻着她那句“卫国何须分男女”；印尼泗水的中华学校里，老师给孩子讲她的故事，说“这是咱们华人的骄傲”。 李林本来可以在南洋过安稳日子，没必要回来遭这份罪，可她用24年的人生证明，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怕死，是明知道会死，还愿意为心里的光往前冲。 她的故事里，有华侨的家国心，有女性的硬骨头，更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不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