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用煤炼铁，里面的硫进入钢铁，让武器变脆，而铁匠们也不明白，只能把武器做宽做厚，所以比起唐代宋的武器质量是粗劣的，另外重文轻武的观念下，没人会去关心武器的制作。 要说武器，这年代可就久远了，毕竟刚出现人的时候，为了捕猎食物，都会找到自己趁手的工具，久而久之这就算是最终的武器。 之后的武器，更新的也就多种多样了。 尤其是如今的军事化装备，看的你眼花缭乱。 古代那会，又是诸侯纷争又是潘镇割据的，每个国家都有着铸造武器的地方。 公元1008年，汴京军器监的锻造坊内，铁匠王老三抡起铁锤，砸向铁坯。 这就是最早铸造武器时，需要人力一点一点做出来。 这次，王老三又有了新的铸造工艺。 与祖辈打造的唐刀不同，这把刀背厚刃宽，足足重了三成。 王老三叹了口气，因为自从朝廷推广石炭炼铁，这铁料是越来越脆了。 这把兵刃，随后被编入禁军武库的朴刀。 但是随后，三十年在宋辽对峙时期，竟然被辽军的弯刀轻易劈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不成真的和材料有关？ 北宋初年，一场工业革命正在中原大地开始。 煤炭，这种埋藏地底亿万年的黑色矿石，开始逐渐取代传统木炭，成为冶铁业的主要燃料。 朝廷也是为了省钱，就想到煤炭热值高，燃烧持久，同等条件下能使铁产量激增数倍。 史料记载，北宋铁年产量从唐代的1200吨飙升至4700吨，汴京郊外的炼铁场日夜炉火不熄。 而掌管财政的三司使们看着铁税账簿，只想到了经济效益。 轻易被劈断的问题出在煤炭的“问题”里。 与纯净的木炭不同，煤炭中含有大量硫元素。 在高温冶炼过程中，这些硫与铁矿石发生反应，生成脆硬的硫化铁夹杂物。 用这种“硫铁”锻造的兵器，外表看着跟铁差不多，但是这刀剑特别容易裂开。 更棘手的是，这种“脆病”在锻造时难以察觉，往往要到战场上才会被发现。 而彼时的工匠们，既不懂化学，更不知脱硫技术，只能凭经验将兵器加厚加重，试图以“量”补“质”。 于是，唐刀变成了宋刀笨拙的厚背，明光铠精致的甲片不见了，流行的是沉重的像板砖的“步人甲”。 朝廷其实也知道，因为时常有边关奏报中常有“刀剑不堪用”、“甲胄破裂”的记载。 但重文轻武的国策，让这些问题始终上不了台面。 在汴京的朝堂上，文官们关心科举取士的名单，或是新税法的推行。 偶尔有武将进言改善武备，很快便被“国朝以仁义治天下”之类的套话搪塞过去。 军器监的官员对冶铁技术一知半解，只求按时完成兵器配额，哪管什么硫不硫？ 这也就间接的造成了，一百多年中始终还在用煤炭冶铁。 唐代实行府兵制，军人自备兵器，对质量自然严格把关。 而北宋的募兵制下，士卒所用兵器皆由朝廷统一配发，好坏全凭官府良心。 更讽刺的是，为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宋朝实行“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更戍法，士兵们连抱怨的对象都找不到。 一把脆刀，可能今天在陕西路戍边，明日就调往河北路驻防，质量问题永远找不到责任人。 对比唐、宋两代的兵器，差距简直就是明显。 唐代陌刀“一挥能断马首”，宋代朴刀却常被辽军弯刀劈成两截。 澶渊之盟前，辽军使者曾轻蔑地评价宋军装备：“刀如泥塑，甲似纸糊。” 这种质量差距，在冷兵器时代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西夏的嵬名元昊甚至专门训练部队攻击宋军盔甲的接缝处，因为这些部位因含硫量高，最易脆裂。 军事衰败，初期症状轻微，日久便成不治之症。 宋真宗年间，面对辽国南侵，还能靠寇准力主亲征挽回局面。 到宋仁宗时，西夏立国，宋军屡战屡败。 靖康之变，金兵南下，汴京城破，二帝北狩。 回望这一路溃败，人们常归咎于“积贫积弱”，却少有人追问：为何“积弱”？ 其实，答案就在那些含硫的刀剑、甲胄里。 北宋并非没有技术能力解决这一问题，同一时期，欧洲已开始探索煤炭脱硫技术。 而中国本土，四川的井盐业早已掌握用黄泥浆脱去天然气中硫化氢的工艺。 只要朝廷稍加重视，完全可能突破技术。 可惜，在“重文轻武”的大旗下，这类“奇技淫巧”根本入不了士大夫的法眼。 直到北宋灭亡，那些含硫的刀剑，他们依旧是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轻易的断裂。 千年后的今天，北宋的教训依然振聋发聩。 技术的进步需要制度的配合，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战略的指引。 主要信源：（《宋史·兵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