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将领起义后，出任解放军军长，却暗中联系蒋介石，由此被抓！聂荣臻却不知如何处理，毛主席指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先说说董其武这人。在国民党那边，他可不是啥杂牌军，是晋绥军的骨干，傅作义手下的一员悍将。到了1949年，三大战役一打完，老蒋的精锐基本就报销了。董其武守着绥远那十万兵马，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东边，是势如破竹的解放军；西边，是虎视眈眈的马家军；南边，老蒋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 这时候，毛主席提出了个天才构想——“绥远方式”。啥意思？说白了就是，咱不打了，你慢慢来，先通商、通邮，让你的人看看解放区啥样，啥时候想通了，啥时候起义。这在当时，简直是一股清流。傅作义亲自跑去绥远做工作，给董其武吃了定心丸。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领着绥远十万军政人员通电起义。这一下，不仅保全了古城归绥，更让十万将士免于战火。这功劳，大不大？ 解放后，共产党对他那叫一个够意思。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兵团司令员，正儿八经的解放军高级将领。 按理说，这人生下半场，稳了。一封“要命”的密信 可偏偏，到了1950年，出事了。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仁川登陆，战局一下就紧张了。国内外各种势力都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了，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这种气氛下，很多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将领，心里就开始打鼓了。 董其武的部队里，有些老部下思想就活络了，偷偷摸摸跟台湾那边联系上了。更要命的是，有人直接给董其武看了蒋介石的“口谕”，劝他“反正”。 董其武当时咋想的？咱今天没法钻到他脑子里去。可能是一时糊涂，可能是想留条后路，也可能就是被部下裹挟了。总之，他没有立刻、坚决地拒绝和上报，反而默许了部下与台湾方面的联系，甚至自己也参与其中，写了密信。 这事儿，放古代叫“谋反”，放现在叫“叛国”，搁任何时候，都是掉脑袋的大罪。纸里包不住火，这事儿很快就被华北军区政治部给察觉了。证据确凿，直接上报到了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那里。 这下，轮到聂荣臻元帅头疼了。咋办？杀，还是不杀？ 按军法，这种行为，枪毙一百回都够了。但是，董其武不是一般人。他是“绥远方式”的标杆，是全国起义将领都在看着的榜样。杀了他，就等于告诉所有人，共产党的“既往不咎”是句空话，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这政治影响，太大了。以后谁还敢相信你？ 可要是不杀，怎么跟全军交代？解放军的纪律何在？功是功，过是过，功过就能相抵吗？ 聂帅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这山芋太烫手。最后，他只能把皮球踢给了最高层，直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听完汇报，沉默了片刻。他没有立刻说杀或不杀，而是问了聂荣臻一句：“董其武现在在干什么？”聂荣臻回答，还在带兵，各项工作都照常进行。 然后，毛主席给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指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他还说，有人造反，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毛病。他们要走，可以发路费，走了一半想回来，我们还欢迎。 这话一出来，聂荣臻心里那块大石头，瞬间落地了。 他不是不知道董其武犯了多大的错，但他更清楚，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团结”和“争取”是压倒一切的大局。 说到这，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共产党对谁都这么“宽大”？ 这得结合另一件事来看，1948年，解放军冀中军区参谋长黄寿发，一个参加革命快二十年的老红军，因为搞婚外情，竟然亲手开枪打死了自己怀有身孕的妻子。事情报上去，同样有人求情，说他战功赫赫，正是用人之际，能不能让他戴罪立功。 毛主席怎么批的？“黄寿发问题，情节严重，非杀不可。” 看到了吗？一个战功卓著的老红军，犯了刑事罪，必杀不赦。一个刚刚起义、心里还摇摆的国民党将领，犯了政治大错，却得到了宽恕。 这背后，是两条清晰无比的红线。 第一条红线，是个人道德和法律的底线。第二条红线，是政治上的最大限度的团结。 对于那些曾经的对手，只要他们愿意站到人民这边来，即便一时糊涂，思想上开了小差，也要给出路，给机会。杀一个董其武容易，但会关上成千上万人的心门。 饶一个董其武，看似冒险，实则是向天下宣告共产党的胸怀和自信。 这种“宽”与“严”的辩证法，今天看来，依然是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顶级智慧。 董其武后来怎么样了？ 毛主席不仅没杀他，反而是在一次会议上，当着众多高级将领的面，主动跟董其武开玩笑说：“你带部队，有的人靠不住，可以把他们淘汰嘛。”话里有话，点到为止，既是敲打，也是安抚。 董其武听了，吓出一身冷汗，从此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走。抗美援朝，他主动请缨，率领23兵团入朝作战，打得非常英勇。回国后，他历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了名副其实的“开国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