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贺龙带资入股，贡献8000人；南昌起义：朱德带资入股，贡献500人；

南昌起义：贺龙带资入股，贡献8000人；南昌起义：朱德带资入股，贡献500人；南昌起义：刘伯承带资入股，贡献军长1人；这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时7位元帅的身价，也就是他们对于当时南昌起义的贡献，其中贺龙元帅的贡献最大。 1927年的夏天，江南的湿气像一条长长的绳子，把整座城市勒得透不过气来。黄昏一落，空气里混着稻谷的甜味和血的腥气，谁都知道天要变了。北伐的枪声还没在耳边散去，上海和武汉的风向却忽然倒了。蒋介石在上海收起了笑脸，换上铁血的手段，汪精卫在武汉也学会了冷眼看人。街上的茶楼还开着，可里头的声音越来越低，人们端着碗不敢抬头，像是怕看见谁的影子。贺龙就在这种气息里握着自己的二十军。他是个将门出身的硬汉，早年闯过南北，见惯了军阀的算盘和政客的嘴脸。他知道，枪在手，路就有不止一条——有人劝他去南京，做个实权军长，稳稳地吃一辈子官饭。还有人笑着说，委员长看重你呢，江西省主席的位置随时等你。贺龙摇摇头，没吭声。他心里那笔账早就算过了：北洋军阀、国民党内部的倾轧，都是一锅换汤不换药的老汤，喝下去只会更苦。他要的不是高官厚禄，是一条能让百姓喘口气的活路。 “四一二”那阵子，武汉的街口立起了荷枪实弹的岗哨。不是守护工农的，是堵住他们的。很多人夜里敲开军营的门，衣服湿透，靴子沾着田里的泥巴。贺龙让他们留下，还叮嘱炊事班添点饭菜。有人偷偷数过，那几个月里，三百多个党员和工会骨干在他的部队里躲过了追捕。别人劝他收敛些，他抬头看了一眼，说中立是等死，等敌人的刀架上脖子。他不肯等。七月下旬，九江的江水浑得发黄，船影在水面晃晃荡荡。周恩来在一条船上，跟贺龙说了南昌的计划——要起义，要用枪说话。贺龙听完，没提条件，也没犹豫，就答应了。那时他还没入党，但在心里早就把自己算在了那一边。二十军有八千人，这个数字在当时的起义队伍里，足以压下半边天。消息一传开，他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屋里闷热得很，窗外的蝉声一阵阵，他站着，语气平静却带着分量：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要重新立起旗子，不愿走的现在就走，愿走的跟我干到底。屋里没人起身，八千人的命运，在那一刻绑到了一起。 8月1日凌晨，南昌的夜空像被刀划开，枪声、雨点、脚步声混成一片。二十军的士兵冲进城门，巷子里的灯笼摇晃着，雨水顺着瓦檐滴下来打在枪管上，冒着热气。短短几个小时，南昌就握在了起义军手里。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攻城，而是一句扔向全国的宣言：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队伍。城里的热闹只维持了短短几天。有人端着热粥送到路口，有人在街角放鞭炮，红旗在风里猎猎作响。贺龙站在人群外，看着旗子飘，神情里看不出喜怒，他知道这只是一个起点。南下的路很长，也很难。起义军两万多人向广东进发，想和当地的工农武装汇合。烈日像火炉，暴雨像泼水，路上的泥巴能把靴子拔下来。病号越来越多，干粮越来越少，到大埔的时候，只剩一万出头。形势逼人，前敌委员会下令分兵，朱德带不到四千人在三河坝挡住追兵，贺龙和叶挺率着主力往潮汕走。潮州城里挂起了红色的标语，街市一度热闹起来，但合围的敌军很快逼近，补给的缺口越拉越大。南下途中，瑞金的一所学校成了转折的地方。贺龙在那里正式入了党，多年来的心愿落了地。他说，这条路是自己挑的，就算脑袋掉了，也要走到底。他不是不知道前路的艰难。失利和牺牲是常态，可信念不散，旗帜就不会倒。他曾对人说，共产党是救星，是唯一能救中国的力量。蒋介石问他，为什么不要好端端的军长当，要去参加南昌的暴动？他的回答干脆——政见不同。这种不同，不是桌上的争辩，而是对国家走向的判断。后来，任弼时在一次干部会上提起贺龙，说他不只是会打仗，还难得的是，不管顺境逆境，都对革命死心塌地。这种百折不挠，不靠喊口号，是一桩桩事累出来的。那年夏天的南昌，枪声已经停了快一百年，可八千人的背影还留在旧照片上，留在那些泛黄的信纸里。雨后的街道湿漉漉的，青石板闪着光，有士兵扛着步枪走过，靴底溅起细碎的水花。旗子在风里猎猎作响，像是在招呼他们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