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杨开慧烈士很多人知道她是伟人的妻子，却未必清楚，她首先是一位独立的革命者。 （参考资料：2018-07-07 中国军网——杨开慧：“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故事始于一个书香浓郁的家庭，1901年，杨开慧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昌济的开明思想，是她精神世界的第一块基石，这让她从小就不太一样，不爱循规蹈矩，对诗词歌赋和新鲜事物却兴致盎然。 后来随父亲搬到长沙，她一边在稻田女师附小上学，一边接受父亲的“定制化”教育，思想的成长速度远超同龄人。 她不只是个书斋里的女孩，也在女校学过纺织缝纫，课余还跟着母亲下地干活，这让她对书本外的真实世界，有了最朴素的认知。 她家的“板仓杨寓”，与其说是住所，不如说是一个思想碰撞的沙龙，毛主席、蔡和森这些热血青年，是父亲杨昌济的学生，也是家里的常客。 年幼的杨开慧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听他们激辩，听他们畅谈未来，这些声音在她心里埋下了最初的火种，她的独立思考能力，也在这种氛围中悄然生长。 家里还有位未来的嫂子李一纯，是她的知心诗友，姐妹妯娌间不仅能一起过日子，更能一起谈天说地，哥哥有时都辩不过她们俩，这样自由的环境，让她习惯了凡事有自己的主见。 1918年，杨家随父亲迁往北京，在这里，毛主席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工作，也因此成了杨家的常客。 这下，杨开慧和毛主席的交流从旁听变成了对话，他们一起读书，探讨时局，思想的火花在一次次深谈中迸发。 当时她年仅十八，看似温雅文静，内心却有一股执拗的劲儿，她很早就立下志向，要“寻出一个信仰来”，并且坚信“不自由毋宁死”，这种超越年龄的深刻与坚定，深深吸引了毛主席。 次年毛主席回到湖南，地理上的距离反而加速了情感的升温，他们的书信往来，早已超越了普通朋友。 1920年，父亲病逝后，杨开慧回到长沙进入福湘女中读书，也正式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剪短发，被校长嘲讽为“过激派”，她一笑置之；她鼓动同学参加“驱张”运动，面对学校紧锁的大门，她带头冲锋，汇入街头的洪流。 她还在校刊上发表《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振聋发聩，为了打破“男女不同校”的陈规，她和几个女同学大胆报考只招男生的岳云中学，竟凭着优异的成绩被破格录取，在当时的长沙城引起不小轰动。 1921年初冬，她与毛主席在长沙清水塘有了自己的家，这个家，既是他们的爱巢，更是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也正是在这里，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多了一个身份：党的机要秘书和联络员。 她把母亲积攒的奠仪金拿出来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每天为毛主席剪报、整理资料、抄写文稿；白天接待同志，晚上站岗放哨，她随身的首饰箱，成了存放机密文件的保险柜，因为她的细致周密，这个秘密机关从未出过意外。 革命工作繁重，生活同样不易，1922年，长子毛岸英出生时，正值工人罢工高潮，毛主席忙得脚不沾地，杨开慧难产，却独自扛下了所有。 一年后，她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也就在这时，“二七惨案”后形势恶化，毛主席被调往上海，之后数年，她带着孩子辗转上海、韶山、广州、武汉，始终是毛主席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坚实的后盾。 1927年，第三个孩子毛岸龙在武昌出生，毛主席隔了三天才来探望，满心愧疚，她却笑着说：“你工作要紧，你在我也要生，你不在我也要生。” 然而，“八七会议”后，毛主席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两人匆匆一别，竟成永诀，杨开慧带着三个幼子回到板仓，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下，独自坚持地下斗争长达三年。 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全靠毛泽民从上海寄钱接济，但物质的匮乏远不及精神的煎熬，与丈夫的音讯隔绝，让她备受思念之苦。 1930年，红军一度攻下长沙后撤离，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杨开慧成了当地“铲共义勇队”的头号目标，同志们劝她转移，她却坚持让别人先走，自己从容地将党内文件和手稿藏好。 10月的一个深夜，敌人冲进板仓，将她和长子毛岸英、保姆一同抓走，在监狱的十几天里，她受尽酷刑，皮鞭、木棍、竹签，遍体鳞伤，可即便这样，她的回答依旧是“不知道”三字。 最后，敌人给了她一条看似轻松的“活路”：只要登报声明与毛主席脱离关系，就能重获自由。 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一笔划算的交易——用一个声明换一条命，但对杨开慧而言，这比死更不能接受，他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1930年，29岁的杨开慧被押赴长沙识字岭刑场，从容赴死，多年后，毛主席得知噩耗，悲痛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杨开慧的一生，是爱情与信仰的双重奏，她不是谁的附属品，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觉醒的女性，在那个女性普遍被压抑的时代，她活得热烈而坚定，最终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