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党最大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位高权重，建国后却只是一小处长 【1949年10月的一个清晨】“老黎，你怎么从华东局名单里消失了？”陈毅压低嗓子问。黎玉抖了抖军装上的尘土，只回答了两个字：“组织。”他没再多解释，转身就去忙南下干部的行李。对话短暂，却像一枚钉子，把这位抗日名将和新中国普通处长之间的巨大落差，牢牢钉进了历史的木板里。 黎玉1906年生于山西洪洞，家境殷实，青少年时期读过许多时髦杂志，《新青年》几乎每期必看。17岁，他进县立中学，碰上五卅运动余波，人群里那种热腾腾的呐喊让他彻底改了人生轨迹。1926年秋，他在太原秘密宣誓入党，随后奔走各地组建学生互助社，靠演讲和简报传播革命火种。那时的他瘦高、话少，却有一股韧劲，朋友给他起了外号“黎倔头”。 第一次坐牢是1929年，山西当局以“危害地方治安”罪名把他押进监狱。拷打、逼供轮番上阵，他没开口。靠着牢友递来的一截钢锉，他深夜磨断手铐，硬是从厕所窗户钻了出去。1932年再度被捕，这次更凶险，他被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墙高电网密布。他用假装患病的方式送进医院，再借护士掩护逃脱。多年后有人问他哪次最难，他只说一句：“身体能挺就不难，信念要是塌了才难。” 1936年春，北方局决定让黎玉去救火。原因很简单：山东省委被破坏，电台失联，地下党员零散如沙，需要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去收拢。黎玉接令当天，骑了一辆借来的破自行车，从石家庄一路蹬到济南。夜里住窑洞，白天躲检查，车胎补了三次，鞋底磨穿换草鞋。他到济南刚喘口气，就把几名幸存干部凑到一起开会，恢复了省委电台，接通了与延安的第一封密电。那封电报只有短短几十字，却像针灸一样，扎活了山东党的神经末梢。 接下来的两年，他几乎把脚印印遍泰沂山区。从鲁西北到胶东，地委、特委、工委陆续建立；武装骨干从几百人扩展到三四万人。1938年元旦的徂徕山武装起义，是他亲手点燃的导火索。山风呜呜，雪花乱飞，900多条步枪在山腰点起火舌，日伪据点一夜之间火光冲天。起义后不到半年，山东党员数攀升到两千，抗日根据地的雏形浮出水面。 延安关注到这块热土。1938年春季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把黎玉推到会场中央：“这位同志来自齐鲁，他证明了只要工作方法对头，敌人再多也围不死我们。”夸奖背后，毛泽东给足了支持——160名军政干部、两百挺机枪、一批电台设备，一拨拨送往华北平原。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挂牌，黎玉任政委。那一年，敌后根据地粮饷紧张，他主导秘密运金，把华北商号金块分批护送延安，这段往事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公开。 1943年局面再变。中央军委派罗荣桓去山东组建新军区，黎玉退到副政委兼分局副书记的位置。有意思的是，明里降了级，暗里他却成了罗荣桓最倚重的搭档，两人商量一次扫荡计划，常常关门通宵，一杯酽茶就能撑到天亮。那几年的山东，对日作战成绩位居各根据地前列。与此同时，他顶着财政真空，把淄博、枣庄的矿税用游击方式“榨”出来，补贴八路军后勤，被延安财委称作“黎氏方案”。 抗战胜利后，山东省政府在曲阜成立，黎玉被推举为主席。这可是省一级正职，权力不小。可没多久，政治风向突变。1947年初，华东局内部掀起一次整风，康生、饶漱石把“山头主义”大帽子扣到黎玉头上。会议室里他一句辩解都没说，只递交书面检讨。职位先降一级，再降一级，最后变成华东局委员。外界纷纷议论，他却对秘书笑笑：“寒潮过去，土地还在。” 1949年4月渡江战役结束，他跟随华东局南下上海，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这个处长是副局级，下属不到30人，跟他过去统领十几万兵马、指挥一省行政相比，简直云泥之别。有人替他抱不平，他摆摆手：“干一行是一行，大事小事都是党的事。”处里最繁琐的，是给数十万工人测算工资等级，他直接搬张小桌坐到档案室，拿算盘一点点核，还自嘲：“打仗靠拼命，现在靠算术，同样让人头疼。” 1953年，他调到中央财经委，仍然做劳动工资研究。那几年全国搞工资制度改革，他写了厚厚三本调研笔记，上面全是红蓝铅笔批注。谈到调级幅度时，他偶尔也偏激情绪化：“工人成天跟机器吵架，多给两块钱不过分。”这种接地气的想法，让他跟干部同事保持了一点距离，却赢得不少产业工人的尊敬。 进入晚年，黎玉把力气用在党史资料的抢救上。1982年住进北京医院，他把病床当书桌，一支中华铅笔削短又削短，硬是写下近万字《山东党组织的恢复与建立》。笔记本边缘被汗水浸透，字迹却依旧工整。1983年，他回徂徕山，匆匆站在烈士墓前，低声说：“兄弟们，我来看你们了。”说完转身就组织座谈会，补录起义亲历者口述，细到哪座山头埋过哪门迫击炮，都不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