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巴盟的一些告状信纷至沓来，均是状告1位副军长，内容为：“该副军长借着谈心之机，奸污了几十名女青年。”最终，该军做出决定：“将该副军长降为17级。”北京军区纪政委却拍桌讲：“处理太轻了。” 1972年的夏天，一摞摞状告信，雪片似的从内蒙古巴彦淖る盟飞到了北京。信里说的不是别的，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丑闻，矛头直指一位战功赫赫的副军长。信里的话也直白得吓人：“该副军长借着谈心之机，奸污了几十名女青年。” 这位副军长，叫余洪信。 说起余洪信，那在当年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河北老乡，18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一路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他身上的伤疤，就是他最好的履历。后来通缉令上都写得清清楚楚：“头顶有弹片，拇指大一块不长头发”，“喉头右下方有子弹伤痕”，“右肩比左肩低，也有伤”。 光看这些，你就知道，这是个狠角色，是个英雄。 英雄嘛，提拔自然快。到1966年，他已经是63军187师的师长了。1969年，中苏边境紧张，他被提拔为63军副军长，带着部队就开进了内蒙巴盟，搞战备，顺便负责当地的军管任务。 这下可了不得了。一个习惯了在战场上说一不二的战斗英雄，突然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手握大权，可战争又没打起来。那仗憋在心里，就容易变味儿。他脑袋里那块没取出来的弹片，也时不时折磨他，让他头疼，甚至会癫痫。时间长了，性格就变得暴躁、扭曲。 在巴盟那两年，他把地方干部和老百姓当成了出气筒，辱骂、捆绑、殴打，什么事都干。最让人不齿的，还是他的生活作风。一个为国流血的汉子，最后堕落到了用权力去欺凌弱女子，这反差，让人唏噓。 状告信到了周总理那里，总理震怒，下令彻查。63军内部调查后，余洪信自己只承认跟5个女人有关系，还嘴硬说是“你情我愿”。军里给出的初步处理决定是：撤销副军长职务，行政级别从12级降为17级。 这个处理结果报到北京军区，军区政委纪登奎当场就拍了桌子：“处理太轻了！” 就这五个字，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事儿放今天看就更能理解纪政委的愤怒了。军队是什么地方？是保家卫国的地方，军官是什么？是榜样。权力滥用，尤其是牵扯到作风问题，从来都不是小事。你看2017年，原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自缢身亡，官方通报他“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他和余洪信还是河北武强的同乡，都曾是63军的，一个上将，一个副军长，最终都走上了绝路。这难道是巧合吗？这说明，对权力的监督，对个人品行的约束，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更体现在纪律和作风上。 说回余洪信。北京军区把处理意见打回来，他感觉天要塌了。他觉得组织要跟他算总账，要判他的刑。1972年5月17号晚上，军部礼堂演样板戏《白毛女》，他想去看戏解闷，老婆却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他瞬间就明白了，这是组织上派来监视他的。 怒火、羞耻、恐惧，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回到家，他一夜没睡。凌晨两点多，他披上衣服，径直走向军直侦察连。哨兵看是副军长查哨，一个立正敬礼，眼睁睁看着他进了手枪班的屋子。余洪信从墙上摘了两把手枪，左右各一把插在腰里，转身就走。 回到家，老婆被惊醒，看到他腰里的枪，吓得大喊：“来人啊！老余偷手枪了！” 余洪信抬手就是一枪，幸亏女儿冲进来推了他一把，子弹打偏了。他也没再开第二枪，甩门而去。 寂静的军部大院，被这一声枪响彻底撕碎了。 他先去敲军长阎同茂的门，没人应。他又转身走向政委曹步墀家。曹政委的爱人邢玉荣没多想，听到敲门声就开了灯。余洪信隔着窗户，看到屋里亮了，对着窗户里的人影，“砰砰砰”就是一通乱射。 九发子弹，一发正中邢玉荣的要害，她当场死亡。曹政委反应快，一骨碌滚到床下，躲过一劫。 枪声大作，整个大院都乱了。余洪信提着双枪往外走，迎面撞上了闻声出来的副政委杨兆魁。杨兆魁问了句：“哪里打枪？”余洪信二话不说，抬手两枪，杨兆魁中弹倒地，所幸只是擦伤。接着，他又打伤了正在打电话报信的通信员张彦平。 整个行凶过程，不过20分钟。一个副军长，在军部大院持枪行凶，杀人伤人后，竟然从容逃脱了。 这案子震惊了中央，全国通缉。大家觉得，他在巴盟待过，熟悉边境，很可能会从那里越境外逃。于是，巴盟成了重点布控区域。 可谁也没想到，一个月后，1972年6月22日，在山西榆次南郊的麦地里，两个铁路工人发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男尸，旁边扔着两把手枪。 公安部派来了顶级刑侦专家乌国庆。经过现场勘查和法医鉴定，乌国庆给出了结论：自杀。死者头部的两侧太阳穴，同时有射入口和射出口。也就是说，余洪信是两手同时举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这位曾经的战斗英雄，最终用这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