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鹤亭不满中将军衔，还大闹了一场，罗荣桓指示：先不要给他授衔 1955年，全军上下喜气洋洋准备授衔，有个叫聂鹤亭的猛人，一看自己名牌上写着“中将”，当时脸就撂下来了，扭头就冲进了时任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的办公室。 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抱怨。聂鹤亭是谁？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解放战争时四野的副参谋长，履历金光闪闪，从北伐、南昌起义一路砍杀过来，身上的枪疤都比勋章多。他寻思着，就自己这资历，怎么着也得是个上将吧？ 他心里那股火压不住，当着罗荣桓的面就开了炮：“这中将，我不要了！要是不给评上将，这衔我就不授了！” 要知道，罗荣桓元帅在党内军中是出了名的“厚道人”，轻易不跟人红脸。可这次，面对聂鹤亭的“叫板”，罗帅一反常态，桌子一拍，声音都提了八度：“那就先别授了！”一句话，就把这事儿给顶了回去。 1955年的授衔大典，聂鹤亭果真就没上台。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大不小的新闻。 先看看聂鹤亭的“本钱”，1926年，他还是个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腔热血就投了叶挺独立团。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他跟着朱德、林彪上了井冈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路上，他已经是红一军团的师参谋长。到了陕北，毛主席大手一挥，让他当西方野战军参谋长，这是方面军级别的指挥员，足见中央对他的信任。 抗战时期，他是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更是被派往最重要的东北战场，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四野副参谋长，跟着林彪一路从白山黑水打到了海南岛。平津战役的作战方案，一笔一划都有他的心血。 就这份履历，别说他自己，搁谁心里都得掂量掂量。可问题是，1955年的授衔，是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正规化的第一步，中央考虑的是一盘大棋。它不是一次纯粹的“论功行赏”，更像是一次复杂的“定岗定编”。 近些年解密的资料和党史专家的分析普遍认为，评衔标准有四大维度：“德、才、资、职”。战功和资历当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你授衔那一刻的职务和政治表现。说白了，你得看“山头”的平衡，看各个野战军、各个系统出来的干部怎么摆平。 聂鹤亭吃亏就吃在了“职”上。解放后，他担任的是装甲兵副司令员。而当时，许多战功、资历与他相当甚至稍逊的战友，因为担任了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等正职，被评为上将。比如和他长期搭档的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授了大将；许多兵团司令员，授了上将。他这个“副职”，就成了评衔时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而且，聂鹤亭那股子“倔劲儿”，也不是第一次发作。辽沈战役时，国民党暂编五十三师想“起义”，他没请示林彪就点头了。结果林彪大发雷霆，批示“这算投诚，不能算起义！”为这事，聂鹤亭还做了深刻检讨。这种“原则性”极强的性格，在战争年代是优势，但在和平时期搞人事工作，就容易显得“不合时宜”。 而负责评衔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当时承受的压力超乎想象。多少老革命、老战友找上门来，有哭的，有闹的，有写信的。罗帅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按中央定下的规矩办。他曾对毛主席说：“您给我这个任务，是让我得罪人呐。”他对聂鹤亭发火，不是个人恩怨，而是要维护整个评衔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谁闹一下就能破格，那规矩就成了一纸空文。 聂鹤亭闹完情绪，冷静下来也觉得自己鲁莽了，写了检讨。组织上也没有一棍子打死。到了1956年，中央军委还是补授了他中将军衔。这份迟到的荣誉，既是对他功绩的肯定，也是一种组织原则的体现。 风波过后，聂鹤亭的“火气”似乎也消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军队建设上。晚年的他，生活极为简朴，每月工资大部分都拿去接济牺牲战友的家属。1971年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将自己仅有的三万多元积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一个在名利场上“斤斤计较”的猛将，却在生活中如此淡泊清白。他的“争”，争的或许不是个人待遇，而是一种军人的荣誉感和自我认可。他的“不争”，则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和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