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厦门第一玻璃厂重达30斤的白金拉丝坩锅突然被盗，警方调查近一个月无

1958年冬，厦门第一玻璃厂重达30斤的白金拉丝坩锅突然被盗，警方调查近一个月无果。突然，厂里打来电话，讲：“我们收到一封特务寄来的威胁信。”拿到信件后，公安局长一看，内容为：“马上交出玻璃纤维图纸来。” 1958年12月10日清晨，厦门公安局接到市第一玻璃厂的电话：“昨晚，厂里高温炉的重达30斤白金拉丝坩埚被盗，损失达到了5万元，请公安部门帮忙寻找。”当时的5万元可是一笔巨款，是玻璃厂一年利润的一半，公安局立即组织了专案组，展开了调查。 封锁了现场后，厂长介绍：“这个坩埚嵌在高温炉中间，是整个玻璃纤维生产线的心脏，如此高的温度，是谁能够拿走的？又是如何拿走的？”很快经过排查，南墙边的竹篱笆被撬了，屋外的一棵大杨树上有明显踩踏痕迹。 说明案犯很熟悉炉房环境，应该是内部作案或者是里应外合。一听，就有工人讲：“会不会是朱横干的？这家伙刚被车间通报，犯了‘生活作风问题’。”当即嫌疑人朱横被带来，被问：“9号晚上，你在哪里？” 朱横答：“我去看电影了。”专案组接着问：“有谁作证？”朱横又吞吞吐吐答：“同车间的女工李桂芳。”谁料叫来李桂芳，李桂芳却讲：“没有这回事。”当即，有重大作案嫌疑的朱横被控制起来。 然而几天后，李桂芳又找来，如实讲：“那天和朱横一起去看了电影，又担心影响不好，前几天才没有说。”最终，又有几个目击者（当晚与朱横、李桂芳相邻而坐的）被找来，证实了朱横、李桂芳的说法，朱横很快获释。 一连查了近一个月，警方一无所获，公安局长真是愁白了头（上级亲自督导）。1959年1月2日，案件迎来了转机，玻璃厂厂长突然打来电话，报告：“我们收到了一封特务寄来的威胁信。”公安局长立即赶去厂里，看到这份信的内容为：“白金拉丝炉用坩锅已转运至香港，限你们三日内交出玻璃纤维图纸，否则将炸毁厂区。”署名为“（国民党）东南五省救国总队第三特勤大队”。 难道是特务盗窃？专案组按照邮戳上的地址，找到了寄信的思明邮电局，很快找到了寄信的曾老太太。不识字的曾老太太（孙女在玻璃厂当工人）告知：“（1958年12月）31号早上，一个女孩子过来敲门，说自己手疼，请她帮忙去邮局寄信。” 警方赶忙问：“你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谁吗？”曾老太太答：“只见过几面，好像是隔壁楼的。”当即，警方一户户登门调查，请曾老太太帮忙指认，最终确认：“写信人正是22岁的车间女工李严昌。” 很快，李严昌交代： “我见财起意，趁着当天大家都去看电影（厂里组织的），我也去看电影了。实际电影演了一半，我中途偷偷跑出去，骑着自行车从文化宫绕道回厂，避开人多的正门，从后墙翻进，踩着杨树的树干翻过篱笆。这时因为炉子刚停，正在通风，炉房并没锁，我赶紧进去，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根竹竿、两节带钩铁杆做成的工具，戴着厚皮手套，迅速撬出坩埚，用厚棉布包住，放进随身带的小推车里。事后，我假装若无其事，又绕回了电影院，坐回了原位，根本没人注意我。散场后，与大家一起回了宿舍……” 很快，在李严昌宿舍床下，找到了丢失的坩埚，最终李严昌被判处死缓。事情水落石出了，只是厂里人都难以相信：“这个沉默寡言、老实巴交的女工竟然是盗窃犯，还伪造了特务威胁信（妄图迷惑警方），可见人真是不能看表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