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年，慈禧狼狈逃窜至山西首富乔家，临行时，慈禧让乔家借她 10 万两，乔致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30 万都行，但您得留下一样东西。” 乔致庸细说要求，慈禧大笑：“这有何难？“ 在1900年夏天，清朝的权力已经摇摇欲坠，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外有列强侵略，内有百姓骚乱，整个国家在动荡中挣扎着。 慈禧太后，这位曾经掌控大清江山半个多世纪的女人，如今已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她在临逃京城之际，身边没有了任何可以依赖的庇护者，甚至连体面的住所和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了奢望。 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慈禧的目光转向了她曾经听说过的晋商巨头：乔家，乔致庸是山西晋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乔家票号早已在北方的金融界占据一席之地。 乔家不仅有着强大的资本实力，更凭借其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成为了地方政府和商人之间的重要纽带，但在这片商海之中，乔家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经济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如何得到朝廷的认可、获得更多的资金流和政治庇护，成了乔致庸心中的难题。 乔致庸从小生活贫困，尽管家族有着典当生意的积累，但在传统晋商家族的文化中，赚钱固然重要，但维持家族的名誉、避免过度与权力接触同样重要。 乔致庸继承了家族的事业，也继承了家族的道德观念，可在接手家族生意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单靠诚信和手中的资金，无法在动荡的清朝末年脱颖而出。 乔致庸深知，朝廷的权威对商人来说至关重要，乔家虽然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如果不能获得官方的认可，尤其是没有得到朝廷的信任，那些财富最终也可能随着朝廷的变化而消失。 乔致庸在沉思许久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需要得到朝廷的“认可”，而这个认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慈禧太后亲自写下一幅字，证明乔家与朝廷的紧密联系。 虽然这个要求看似简单，但他明白，慈禧太后的亲笔字是对商人最有力的保障，1900年，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慈禧太后被迫开始逃亡。 在这过程中，慈禧一直被地方官员和商人所冷落，甚至连她所期望的庇护都难以找到，当她来到山西时，乔致庸感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虽然山西的许多商人都远远避开了这一政治风暴，但乔致庸知道这正是他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突破的时刻。 乔致庸没有因慈禧的身份而过分忌惮，他清楚地知道若能帮助慈禧度过这场难关，他将获得比任何官职更为重要的“通行证”。 于是，乔致庸主动接见了慈禧，并决定提供30万两白银帮助她度过燃眉之急，可乔致庸心中并没有仅仅看作是一次简单的借贷。 对于乔致庸来说，30万两白银的支出不单单是为了慈禧的逃亡生活，更是为了将来乔家能够获得皇家背景的资本。 这一决策虽然对乔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对未来的回报，他深知其中的巨大价值，当慈禧抵达乔家时，她感受到与之前不同的待遇。 在逃亡过程中，她曾在河北的破旧房屋中食不果腹，也曾在陕西的简陋屋舍中过夜，可乔家为她准备的房间却完全不同。 慈禧心中虽然有些感动，但她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商人的单纯好意，而是乔家有着自己深刻目的的支持。 于是，乔致庸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慈禧能够写下几句亲笔字，表示乔家的支持与忠诚，这个要求简洁直接，却深刻地反映了乔致庸的商业智慧。 慈禧或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几句字背后的意义，但她明白现在的乔家能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资金、体面以及安稳，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乔致庸的请求。 于是，在乔家的大堂上，慈禧挥毫写下了“福种琅嬛”四个字，这四个字简单而带有吉祥的寓意，可对于乔家来说，这四个字却不仅仅是慈禧的恩赐，更是未来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在慈禧离开山西后，乔致庸并没有急于宣布自己与朝廷的关系，他清楚这一“皇家认可”的象征需要在合适的时机逐渐发挥作用。 乔致庸并没有通过捐赠或者公开活动去夸耀这四个字，而是默默地将其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金字招牌”，有了“福种琅嬛”的题字，乔家的票号迅速获得了朝廷的青睐。 不久后，乔家接管了山西、陕西、甘肃三省的军饷汇兑业务，并获得了官方对其汇兑业务的授权，随着这种信任的积累，乔家不仅能够扩展业务，还能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慈禧在返回京城后，虽然因政治纷争最终失去了实权，但乔家已经凭借着这次“交易”稳固了在商界的地位。 乔致庸在这场博弈中不仅获得了资金和资源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乔家凭借这四个字，正式获得了皇家背书，使得他们的金融业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无论是慈禧的亡命生涯，还是乔家稳步扩展的商业帝国，最终的结果都是互利共赢，慈禧得以在逃亡途中保持一定的体面，而乔致庸则通过这次成功的交换，获得了他所需要的“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