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八路军政委秦光中弹倒地，两名伪军走过来就要补刀，秦光声音沙哑，轻轻地说了一句：“兄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说起秦光，那真是个命硬的主儿。 1917年，他出生在湖北黄安。那地方，出将军，也出贫穷。秦光家里就是最典型的那种，几代人给地主种地，一年忙到头，交完租子，剩下的粮食也就够喝个稀的。他从小就看着爹娘的腰一天比一天弯，听着地主家狗吠的声音都觉得刺耳。 人穷，但志不能短。 1930年，红军的队伍来到了黄安，那年秦光才13岁。他听到队伍里的人说，穷人要自己当家做主，天下应该是天下人的。这些话，像一颗火种，一下子点燃了他心里的那团火。他不顾家人反对，铁了心跟着队伍走了。 这一走，就是千山万水，枪林弹雨。 长征那会儿，有多苦？咱们现在看纪录片，总觉得“吃皮带、啃树根”就是个形容词。但对秦光他们来说，那是活生生的每一天。最难的时候，零下几十度的雪山，他身上就一件单薄的军衣，饿得眼冒金星，全凭一股“不能倒下”的意志力在撑着。他后来跟人说，那时候人是麻木的，就一个念头：跟着队伍走，就能看到天亮。 就是这么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到了抗日战场上，自然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当上政委后，他不仅要指挥打仗，更重要的，是得稳住大家伙儿的心。他常跟战士们说：“咱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也是命。鬼子不把咱当人，咱就得活出个人样来！” 1943年3月，华北的日军正在进行疯狂的“春季大扫荡”。驻山东的日军第32师团，加上伪军，浩浩荡蕩一千多人，像一张大网，朝着秦光他们所在的张柳赵村撒了过来。 当时村里只有秦光带领的军分区直属部队，不到两百人。敌我力量悬殊，正面硬刚等于是拿鸡蛋碰石头。秦光当机立断：“必须突围！” 他决定自己带一队人马，从最危险的方向冲，吸引日军的主力，给大部队创造机会。这基本上就是个九死一生的任务。 他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他再恢复一点意识，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他躺在冰冷的泥地上，听着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和日语、汉语混杂的吵嚷声。是日军带着伪军在打扫战场。他攥紧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心想，就算是死，也得拉个垫背的。 脚步声停在了他身边。他能感觉到冰冷的刺刀尖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 完蛋了。他闭上了眼睛。 可预想中的剧痛没有传来，反而是一个被刻意压低的声音，钻进了他的耳朵：“别动，我们待会儿就撤。” 秦光猛地睁开眼，看见的是两张同样年轻、紧张，却又带着一丝坚定的中国人的脸。他们穿着伪军的军装，但眼神里没有凶残，只有复杂。其中一个飞快地在他身边的草丛里塞了个水壶，然后大声用带着口音的汉语喊了一句：“报告太君，这个也死透了！” 说完，两人便匆匆离开了。 那些穿着伪军军装的，就一定是铁了心给鬼子卖命的吗？ 根据战后的统计和研究，抗战期间的伪军数量一度高达百万以上。这里面，当然有像汪精卫那样死心塌地的汉奸。但更多的人，是被生活所迫。很多人都是被日军抓了壮丁，用家人的性命相威胁，才不得不穿上那身皮。他们心里也恨，也怕，也矛盾。 就像救了秦光的那两个人。他们为什么冒着被日本兵发现就地枪毙的风险，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八路军政委？ 那一刻驱动他们的，不是什么复杂的计谋，也不是什么深远的布局。而是一种最朴素、最本能的情感——“我们都是中国人”。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关头，这五个字的分量，比什么都重。它可以跨越身份、阵营，甚至生死的界限。那两个伪军士兵，或许平时也干过坏事，或许也曾对命运感到麻木。但在那一刻，看到同胞倒在血泊里，他们内心的某个开关被触动了。他们做出了一个可能连自己都后怕，但却绝不后悔的选择。 这恰恰是咱们这个民族最可贵的地方：无论身处何种绝境，总有人心底里还守着那份“根”的认同。 后来，乡亲们把重伤的秦光抬回家里，用土方子给他止血。军区的医生赶来，检查后直摇头，弹片离心脏太近，根本没法取。所有人都以为他熬不过去了，但他硬是靠着惊人的毅力，还有那个水壶里的水，活了下来。 这块弹片，也从此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一直陪伴他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