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名伪军跑到八路军司令部，从身上掏出一只棉鞋，司令员易良品看到后，脸色骤然大变：“不好了，出事了！” 1942年，那年头，天灾人祸，遍地烽火。就在那年冬天，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新四军二师五旅的旅部。 为啥说想不到？因为来的是个伪军。 这画面，一个穿着二鬼子军装的人，慌里慌张地跑到咱们部队的指挥中心，这叫什么？这不就是上门送人头吗？门口的哨兵枪栓都拉开了，厉声喝问他来干什么的。 结果这伪军也豁出去了，喊着说有十万火急的军情，一定要面见司令员易良品。 旅长易良品，那也是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猛将。听闻这事，也是眉头紧锁，但还是决定见一见。毕竟，战场上的事，什么变数都有可能。 人被带进来了，是个瘦高的个子，脸上混着土和汗，眼神里全是惊恐和焦急。他一见到易良品，二话不说，直接从怀里，掏了半天，掏出来一个东西。 不是什么密信，也不是什么地图，而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棉鞋。 就是那种咱们爷爷奶奶辈冬天穿的，手工纳的千层底棉鞋。鞋子还很新，但鞋口已经有些磨损了。 指挥部里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唱的哪一出？投诚？示威？还是脑子有问题？ 就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司令员易良品盯着那只鞋，仅仅几秒钟，他的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嘴里下意识地迸出几个字：“不好了，出事了！” 那语气，不是猜测，是断定。 一只棉鞋，怎么就成了催命符？这背后，藏着一个关于爱情、信任和牺牲的约定，一个在今天看来，简直无法想象的生死暗号。 这只鞋的主人，叫何文兰，是易良品的妻子。 何文兰可不是一位普通的军属，她是当时淮南根据地嘉山县的妇女干部，也是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她和易良品是革命夫妻，聚少离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他们早就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夫妻俩曾经有过一个秘密约定。 这个约定非常简单，也无比沉重。他们约定，如果将来一方身陷绝境，无法脱身，也无法传递任何具体信息时，就想办法送出一样信物。男人送皮带，女人送亲手做的新鞋。 送出信物，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我这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你不要管我，也不要来救我，一切以革命大局为重，你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这是一种决绝的告别。 所以，当易良品看到这只熟悉的、还带着妻子体温的棉鞋时，他瞬间就明白了，自己的爱人，他并肩作战的同志，出事了。而且是出了大事，是那种她自己判断已经没有生还希望的大事。 他信的不是这只鞋，也不是这个伪军，他信的是他和妻子何文兰之间那种用生命构建起来的默契和信任。这种信任，超越了言语，超越了生死。 那个伪军，其实是何文兰发展的地下交通员，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中国人。他冒着被双方同时击毙的风险，狂奔几十里路，就为了把这只鞋送到。这种“你敢托，我就敢送”的义气，在今天这个“非必要不麻烦别人”的时代，显得尤其珍贵。 易良品脸色大变之后，并没有被悲痛冲昏头脑。他是一员战将，第一反应就是搞清楚状况。 他强压着内心的翻江倒海，立刻命令侦察部队火速前往何文兰所在的区域——安徽嘉山的黎湖庄。 侦察兵带回来的消息，印证了他最坏的猜想。 原来，由于叛徒出卖，日伪军集结了重兵，像铁桶一样包围了驻扎在黎湖庄的嘉山县区委机关。何文兰和县委书记陈晓舟等几十名同志，全部被困。 敌人太多了，突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被包围的最后时刻，何文兰知道自己不可能活下去了。她更担心的是，敌人会以她们为诱饵，设下圈套，引诱易良品的部队前来救援，从而给主力部队造成巨大损失。 所以，她送出了那只鞋。 她的意思是：“不要来！这是一个陷阱！忘了我！” 那一刻，摆在易良品面前的，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残酷的选择。去救，是九死一生，而且完全可能掉进敌人的陷阱，葬送更多的战士。不救，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同志，就在不远处等着被屠戮。 最终，易”良品”这个名字，仿佛成了他命运的谶语。他必须做一个“良”将，一个以大局为重的指挥员。他握紧了拳头，含着泪，没有下令派大部队去硬拼。因为他知道，这正是妻子何文兰最希望他做的决定。 黎湖庄的枪声，最终还是响了。 包括何文兰在内的40多名干部战士，在弹尽粮绝后，全部壮烈牺牲。史称“黎湖庄惨案”。 何文兰牺牲时，年仅2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