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7年，陈安一举夺魁，高中状元，他本以为可以光宗耀祖，不料却没有等到骑着大马

1397年，陈安一举夺魁，高中状元，他本以为可以光宗耀祖，不料却没有等到骑着大马衣锦还乡之时，便已成为皇帝刀下的屈死鬼。 陈安，福建人，一等一的学霸。1397年，也就是洪武三十年，他上京赶考，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上，拿下了全国第一，也就是状元。 这消息传回老家，那得是多大的荣耀？陈家上下已经开始张罗着怎么摆酒席，怎么迎接这位骑着高头大马、身穿状元红袍的家族麒麟子了。陈安自己估计也一样，正琢磨着未来怎么在朝堂上大展拳脚，实现人生抱负。 但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想到，这场泼天的富贵，保质期只有短短二十来天。他没等来衣锦还乡的马，等来的是把他拖向刑场的镣铐。 这事儿的导火索，就是那张要了命的录取名单。 当时科举考试分两场，先是全国各地的举人到京城参加会试，考中了叫贡士；然后这些贡士再去参加皇帝亲自出题的殿试，决出前三甲。问题就出在会试放榜。考官们打开一看，好家伙，清一色的南方人。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北方的读书人当场就炸了。他们寒窗苦读十几年，结果一个都没考上？这不可能！绝对有黑幕！ 于是，落榜的北方考生们不干了，他们成群结队地跑到礼部衙门门口闹事，拉横幅、喊口号，说主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他们徇私舞弊，偏袒南方老乡。这阵仗，跟现在的网络舆论战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皇帝朱元璋的耳朵里。 老朱是什么人？一个从底层杀出来的狠角色，最恨的就是官员腐败和结党营私。一听这事，火气“噌”地就上来了。他立刻下令，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组，由侍读学士张信领头，带着十二个哥们儿去复查卷子，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朱元璋的本意，其实是想给北方考生一个台阶下。他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当时南方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氛围，确实比饱经战乱的北方要强得多。但他更懂政治，他需要的是南北平衡，是帝国的稳定。他不能为了所谓的“公平”，寒了整个北方士子和官员的心。所以他想让调查组随便找几份北方考生的卷子，哪怕写得烂点，也给个名额，把这事儿平了。 可没想到，这张信和刘三吾一样，都是一根筋的文化人。他们把卷子翻来覆去看了个底朝天，最后得出结论：北方考生的卷子确实写得不咋地，刘三吾他们判得没毛病，录取程序完全公正。 这份调查报告递上去，朱元璋当场就气炸了。 老朱的怒火一旦被点燃，后果是极其可怕的。 他当即就给张信这帮人扣了个“串通主考官，欺君罔上”的大帽子。主考官刘三吾，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德高望重，朱元璋也还算给了点面子，没杀他，但直接给发配到边疆养老去了。而副主考官白信蹈、调查组长张信等人，连同陈安在内的一甲三人，直接被定义为“胡蓝党羽”，定了个“迷惑圣聪，舞文弄法”的罪名。 这个“胡蓝党羽”的帽子可太重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洪武朝两大案，牵连数万人头落地，是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搞的大清洗。一旦跟这个沾上边，基本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是怎么惨怎么死。 最终，白信蹈和张信被凌迟处死，而我们的状元公陈安，则被处以车裂之刑。 他到死可能都没想明白，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他错就错在，他的才华和成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点，成了皇权博弈的牺牲品。在朱元璋看来，杀了你一个状元，如果能换来整个北方地区的稳定，能让那些手握兵权的北方将领安心，这笔买卖，太值了。 陈安的个人命运，在庞大的国家机器和绝对的皇权面前，渺小得就像一颗尘埃。 处理完这批“南方奸党”，朱元璋亲自出马，在六月份又搞了一次殿试。这次录取的六十一名进士，全部都是北方人。历史上，把三月份录取的南方榜单称为“春榜”，六月份录取的北方榜单称为“夏榜”，合起来，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 这件事之后，明朝的科举制度打上了一个重要的补丁。从明仁宗开始，正式实行“南北卷”制度，按照地域分配录取名额。比如，北方考生录取名额占百分之四十，南方考生占百分之六十。 一个看似为了“公平”的制度诞生了。但这个制度的起点，却是建立在一个无辜状元的鲜血之上。这背后的逻辑，冰冷得让人不寒而栗：所谓的公平，很多时候不是为了个体，而是为了群体的平衡和统治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