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为了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我军效仿苏联开始在军队中实行“军衔制”

1955年，为了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我军效仿苏联开始在军队中实行“军衔制”，在战争年代立下战功的将军参与其中。刚开始的时候，评衔小组一共评定了11位大将，毛主席看过名单后却删掉了一个人，被删掉的人名叫张际春，是我党的一位老革命了。事后，张际春坦然地说道：“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我没有任何怨言！” 1955年，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百废待兴。在军事上，咱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解放军虽然打赢了仗，但还是一支带着浓厚“游击队”色彩的军队。大家都是“同志”，见面喊“老张”、“老李”，官兵之分不明显，指挥体系也不够清晰。和平时期搞建设，军队要现代化、正规化，这套“小米加步枪”时期的习惯就得改改了。跟谁学呢？当时咱们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所以，建立军衔制，让军队有个清晰的等级和指挥序列，就成了头等大事。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那叫一个难。几百万人的军队，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将军们，哪个不是战功赫赫？谁评高了，谁评低了，都是个大问题。当时负责评衔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天天忙得焦头烂额，头发都掉了不少。经过反复酝酿和平衡，评衔小组拿出了初步方案。元帅名单定了10位，这个争议不大。可大将名单，报上去的是11位。这11个人，都是我军的顶级战将和高级干部，无论资历、战功还是威望，个个都响当当。这份名单送到了中南海，摆在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主席拿着红蓝铅笔，一边抽烟，一边仔细审阅。当他看到大将名单时，目光停留了许久，然后拿起笔，划掉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张际春。张际春是谁？跟其他战功彪炳的大将比，他的名字可能对一些年轻朋友来说有点陌生。但要论革命资历，他一点不虚。张际春是1900年生人，湖南宜章的，跟黄克诚大将是老乡。他1926年就入了党，参加过湘南起义，跟着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他一直从事军队的政治工作，当过红军师政委、军区政治部主任，到1955年，他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你看这履历，妥妥的老革命，绝对的位高权重。而且，他长期在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任职，贡献是全局性的。把他评为大将，从哪个角度看都合情合理。那主席为啥要划掉他呢？毛主席的考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首先，这是一个“平衡”问题。当时军队干部主要分两大块：一块是搞军事指挥的，另一块是搞政治工作的。评衔的时候，得一碗水端平。在元帅层面，罗荣桓元帅就是政工干部的杰出代表。到了大将这级，谭政大将也是政工干部的旗帜。张际春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而他的老搭档、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已经确定是大将人选了。如果一个部门出了两位大将，而很多战功卓著的一线野战部队指挥员却评不上，就容易引起不平衡。其次，更深层的原因，是主席想通过这次评衔，给全党全军立一个规矩，树一个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谦让的风气，是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大局的风气。为了带这个头，毛主席自己首先就表示，那个“大元帅”的军衔，他不要。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战争年代功劳同样巨大的领导人，也都没有参与军队授衔。最高层的领导做出了表率，下面的人自然要跟上。主席划掉张际春的名字，其实是在传递一个信号：已经转到中央机关，特别是做政治工作的同志，要主动发扬风格，把荣誉更多地让给那些在一线带兵打仗的同志们。这不是对张际春个人有意见，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信任他、了解他的党性和觉悟，才做了这个决定。可以说，张际春的“落选”，是组织上出于全盘考虑，为了军队的团结和稳定，为了树立一个良好风气而做出的决定。他一个人受点“委屈”，换来的是全军上下的思想统一和心悦诚服。事情定了下来，最关键的，就是要看张际春本人的态度。当时，周恩来总理和负责评衔工作的罗荣桓元帅亲自找张际春谈话，把中央的考虑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换做一般人，心里有点想法、有点失落，再正常不过了。毕竟，大将军衔，那是一生的荣耀啊。可张际春听完后，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没有丝毫的不满和犹豫，非常平静和坦然地对两位领导说：“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我没有任何怨言！” 短短一句话，掷地有声。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胸襟和气度。在他们眼里，个人的名利得失，跟党和人民的事业比起来，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参加革命，为的就不是升官发财，不是为了肩上多几颗星。他们的初心，是建立一个新中国，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后来，张际春虽然没有被授予大将军衔，但组织上并没有忘记他的贡献，他仍然在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重要岗位上工作，后来还担任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继续为党和国家发光发热。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