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时代的工业体系有多完善？举个例子。在小县城里，当时有水泥厂、氮肥厂、造纸厂、制药厂、机械厂、纺织厂、糖厂、酒厂、皮鞋厂、家俱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理厂、汽车保养厂、伞厂、棕制品厂、豆腐乳厂、笔杆厂，等等，大大小小几十个，国计民生所需的很多东西，这些工厂都能生产出来。 很多人对毛主席时代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一穷二白”四个字上。但“穷”是真的，“白”却不尽然。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回七十年代，随便走进一个普通的小县城，可能会被眼前的景象惊到。那不是一片荒芜，而是一个五脏俱全、自给自足的小世界。 就拿这些工厂来说，这可不是夸张，而是当时很多县城的真实写照。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县，就能撑起一个微缩版的完整工业体系。咱们聊聊，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场景。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县水泥厂的烟囱就开始冒出第一缕白烟，那是县里盖房子、修水渠的底气。不远处的氮肥厂，机器轰鸣，工人们正把一袋袋化肥装车，准备送往各个公社，这关系到全县人今年的口粮收成。 沿着主路往城里走，你会闻到各种味道的混合体。有造纸厂飘出的纸浆味，有纺织厂里棉花和机油的味道，还有制药厂里淡淡的中草药香。女人们在纺织厂的织布机前忙碌，她们织出的布，会被送到服装厂，做成干部们穿的中山装和孩子们过年的新衣裳。男人们则可能在机械厂或者农机修造厂，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为拖拉机换上新的零件。 生活所需，更是应有尽有。想喝两口？县里有酒厂。想吃点下饭菜？豆腐乳厂的产品远近闻名。孩子们上学用的笔，是笔杆厂造的；下雨天撑的伞，是伞厂做的；家里睡的床、坐的椅子，是家具厂打的。甚至连脚上穿的皮鞋、手里拎的棕绳，都有专门的工厂在生产。 这套体系，核心就四个字：自力更生。 它不追求最高效的生产，也不在乎是不是“国际领先”，它的唯一目标，就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大到国家安全，小到百姓生活，每一个环节都得自己兜底。 这么搞不是很浪费吗？每个县都建一套，得有多少重复建设？没错，如果用今天的市场经济眼光看，这种模式效率确实不高。但在当时，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全面封锁和孤立。后来中苏关系破裂，我们更是腹背受敌。毛主席和那一代领导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首先是生存，是国家安全。 “两弹一星”的研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而地方上“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的遍地开花，和“两弹一星”在战略逻辑上一脉相承。这背后，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三线建设”。 简单说，就是把最重要的工业设施，从容易遭受攻击的沿海地区，转移到西南、西北的深山老林里去，再造一个完整的工业和国防体系。其终极设想是，即便沿海地区全部被占领，中国依然能依靠内陆的工业基地继续抵抗。 而每个县城自成一体的工业布局，就是这个大战略在最基层的体现。每一个县，都要成为一个打不烂、炸不垮的战斗堡垒。 这个体系，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让数亿农民接触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它像一张巨大的网，虽然粗糙，却牢牢地托住了整个国家，让我们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没有垮掉。 当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我们打开国门，拥抱世界，这套为“备战备荒”而生的工业体系，其低效、高耗能、高污染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 就拿浙江湖州来说，这个“苏湖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曾走过一条粗放式发展的道路。煤矿、石矿、水泥、纺织、蓄电池，成了拉动经济的“四驾马车”。钱是赚到了，但代价是什么？太湖成了“大染缸”，曾经的山清水秀黯然失色。 湖州人开始反思。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同志在湖州安吉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句话，点醒了湖州，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湖州开始了壮士断腕般的转型。长兴县，曾经的铅蓄电池产业支柱，175家企业最后只剩下17家，但经过技术升级和环保改造，产值反而增加了13倍，还诞生了两家百亿级龙头企业。那个曾经承诺年收入超12亿但有污染的酵母项目，被坚决拒绝。 从“什么都自己造”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先污染后治理”到“守护绿水青山”，这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转型，更是中国工业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 回望毛主席时代那套看似“笨拙”的工业体系，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必须拥有独立自主、完整可控的工业基础，这是我们在任何国际博弈中都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当年的“五小工业”和“三线建设”，为我们打下了一个虽然粗糙但却完整的工业骨架。没有这个骨架，后来的一切高楼大厦都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