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华人国家，只是刚好华人占多数！”李显龙这番话在国际上激起千层浪。说得这么直白，这么决绝，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新加坡要与中国划清界限。 1965 年，这个面积仅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成为独立国家。当时的新加坡没有自然资源，连饮用水都需要依赖邻国供应，周边环绕着不同族群构成的国家。 建国初期的领导者们很快意识到，族群标签可能成为生存障碍，必须建立超越单一族群的国家认同。 这种认同构建体现在社会运行的诸多细节里。 新加坡的政府组屋分配有明确的种族比例规定，确保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不同族群能够混居在同一社区、同一栋楼宇中。公共服务设施和媒体同时使用英语、华文、马来文、泰米尔文四种语言，食品供应也兼顾各族群的饮食习惯。 这些安排让不同族群在日常生活中持续互动，逐渐培养共同的社会认知。 语言政策的调整是构建认同的重要一步。新加坡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学校以英文教学，同时保留母语学习的空间。 曾经作为东南亚华人文化标志的南洋大学，在 1980 年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华文教育的传统形态随之转变。年轻一代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成长，更多使用英语交流，但也通过母语课程接触自身族群的文化传统。 这种国家定位始终服务于实际发展需求。 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中立立场，既与英美保持合作，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也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务实关系。 两国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从乡镇模式逐步升级为高科技产业聚集区，后来又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粮食安全等领域拓展合作，签署多项谅解备忘录，建立全方位的伙伴关系。 李显龙的表述并非否定华人文化的存在，而是强调国家认同的独立性。 新加坡的身份证会标注种族身份，甚至允许不同种族夫妻的子女选择双重族别身份，多达九十余种组合可选，且实现了随父或随母选择的平等权利。 这种做法既承认族群差异，又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共同的 “新加坡人” 身份。 如今的新加坡，年长者或许仍保留着浓厚的华人文化记忆，年轻一代则在多元环境中形成新的身份认知。 这种身份构建不是割裂传统，而是在现实条件下寻找最适合国家发展的路径。这个没有战略纵深的小国，正是靠着清晰的定位和灵活的调整，在国际格局中站稳脚跟，实现了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