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其实我们中国人不知道的是：印度除了极少数高知人士，其他包括印度高层精英，下至普通的国民大众，打心眼里是瞧不起中国，并对中国具有心理优势的。 在印度的教科书里，佛教的东传被描绘成“印度文化对亚洲的征服”，而《西游记》则成了“中国人来印度取经的例子”，强调的是“印度是老师，中国是学生”。这种历史叙事在印度教育体系中根深蒂固，塑造了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框架。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历史确实悠久。公元前6世纪左右，佛教在古印度诞生，到阿育王时期（公元前3世纪），随着孔雀王朝的统一，佛教开始向周边国家大规模传播。 大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域地区，比如于阗（今和田）和龟兹（今库车），这些地方很快成为佛教东传的中转站。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佛教进入鼎盛，仅于阗就有四千余所寺院，僧侣数万人。法显、玄奘等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故事，在印度教科书里却被简化为“学生向老师学习”的单向过程，忽略了中国对佛教的改造与创新——比如禅宗、净土宗这些本土化流派的诞生。 更耐人寻味的是《西游记》的解读。印度人普遍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来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哈奴曼能随意变化、手持如意金棍，甚至飞到喜马拉雅山取药，这些特征与孙悟空的金箍棒、七十二变高度相似。 印度教科书和民间舆论借此强化“文化输出”论，把玄奘取经塑造成“印度智慧滋养中国”的象征，却绝口不提《西游记》如何将佛教故事与中国民间传说、道教元素融合，成为一部彻底中国化的文学经典。 这种心理优势背后，藏着印度对自身文明地位的焦虑。印度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直到英国殖民才勉强形成统一国家，缺乏中国“书同文、车同轨”的深厚认同感。 莫迪政府近年大力推广梵文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教育，正是试图通过历史叙事凝聚国民自信。当印度教科书强调“印度是老师”时，本质上是在用古代辉煌弥补现代发展的落差——毕竟印度制造业占GDP比例仅14%，远低于中国，连药品原料都90%依赖中国进口。 普通印度人对中国的态度也因此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惊叹中国高铁、移动支付的便捷，年轻人甚至学中文以谋求职场优势；另一方面，媒体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又让他们本能地保持距离。 一位德里大学生曾坦言：“我们学历史时被告知印度教化了亚洲，但现实中却处处看到中国制造，这种反差让人困惑。” 文化本该是桥梁，却被某些叙事砌成了墙。佛教东传本是丝绸之路上最动人的文明对话，中国僧人带回的不仅是经书，还有雕塑、音乐、建筑艺术的交融；而《西游记》的诞生，更是印度神话在中国土壤上开出的奇葩。 当历史被简化为“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真相，更是理解彼此的机会。或许该问问自己：文明交流的真谛，究竟在于标榜“老师”的身份，还是欣赏学生青出于蓝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