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8岁的郑念拒绝出狱，她需要一个道歉。突然，暴跳如雷的监狱长，狠狠地下令说：“把她扔出去…”就这样，郑念被人架着，粗鲁地扔了出去。 1915年，郑念出生在北京，那时候她还叫姚念媛。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官，家世显赫。可以说，她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小姐”。 但她这个大小姐，跟我们现在想象的不太一样。她没有沉溺于物质享受，反而一头扎进了书本里。先后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就读，后来更是远渡重洋，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拿了个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英国，她遇到了她的一生所爱，郑康琪。两人情投意合，婚后，她随夫姓，改名“郑念”，一个“念”字，藏着一辈子的深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对学霸夫妻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选择留在上海。郑康琪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总经理，郑念则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那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安稳幸福的时光。他们住在雅致的花园洋房里，家里收藏着明代的瓷器和善本古籍。她会穿着得体的旗袍，招待中外友人，流利的英语和深刻的见解，让所有人都对这位女主人赞不绝口。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丈夫因癌症去世。巨大的悲痛没有击垮她，她接替了丈夫的职位，成了那个年代里，职位最高的职业女性之一。她把对丈夫的思念，全部化作了生活的力量，独自抚养女儿郑梅萍长大。 然而，命运似乎觉得对她的考验还不够。 1966年，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来了。因为她的出身、她的留学背景、她在外企的工作经历，一夜之间，她从一个受人尊敬的知识女性，被打成了“英国间谍”。 抄家的那天，一群人冲进她那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家，粗暴地砸毁古董，撕烂善本。而郑念，当时正坐在餐桌前，气定神闲地喝着咖啡，面前还摆着涂了黄油和果酱的吐司。 她用这种近乎固执的优雅，维持着自己最后的体面。 仿佛在告诉那些闯入者：你们可以毁掉我的家，但毁不掉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精神世界。 随后，她被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那个地方的恶劣环境，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牢房阴暗潮湿，墙壁上布满裂痕和污垢。 可郑念，硬是把这个地狱改造成了自己的“书房”。她向看守员借来扫帚，把牢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她把每顿饭省下来的一点米粒当浆糊，把手纸一张张贴在床边的墙上，这样被子就不会被弄脏。她甚至用毛巾给自己缝了个马桶垫。 在漫长的审讯和折磨中，她从不屈服。有人劝她，随便招个人，或者哭得惨一点，就能少受点罪。她却说：“我没有做过的事，为什么要承认？我没有同党，让我揭发谁？” 在最绝望的时候，是一只小小的蜘蛛给了她力量。她看着那只蜘蛛在角落里，一次次地织网，网被破坏了，就再重新织。她忽然明白了，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坚韧不拔的抗争。 就这样，她靠着强大的意志力，熬过了六年半的非人岁月。直到1973年，出现了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 被扔出监狱的郑念，回到家，才知道一个更加残酷的消息：她唯一的女儿郑梅萍，早在几年前就“自杀”了。 这个打击，几乎让她崩溃。但她不相信，她那个活泼开朗、和她约定好要坚强活下去的女儿会自杀。她开始四处奔走，调查真相。最终，她查明，女儿是在被审讯时，活活被人打死的。 她费尽周折，将凶手告上法庭。尽管最后凶手只被判了15年，但这已经是她作为一个母亲，能为女儿做的全部了。 1978年，官方为她平反，并正式道歉。但这个迟来的道歉，已经无法抚平她内心的伤痛。上海，这个她曾经深爱的城市，成了她的伤心地。 1980年，65岁的郑念，在把家中仅存的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后，孑然一身，远赴美国。 很多人觉得，一个65岁的老人，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生活肯定很艰难。但郑念再一次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她迅速学会了开车、使用银行自动取款机、在超市购物。她甚至还去学了老年迪斯科。 1987年，她用英文写下了自传，中文译名就是《上海生死劫》。这本书一出版，就在欧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她没有声嘶力竭地控诉，只是用一种克制而冷静的笔触，记录下那段荒唐的岁月，和一个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 这本书的稿费，她一分没留，全部捐出来，以女儿的名字成立了“梅萍基金会”，用于资助中国留学生。 她的一生，遭受了那么多的不公和苦难，但她回馈给这个世界的，始终是善意和爱。 2009年，94岁的郑念在美国华盛顿去世。去世前几天，她在家中不慎被烫伤，引起感染，最终平静地离去。据朋友说，直到最后一刻，她公寓里的鲜花依旧盛开，一切都像她本人一样，精致、整洁而优雅。 遵照她的遗嘱，她的骨灰被撒入了太平洋。也许，她希望以这种方式，和早已葬身大海的丈夫、以及无辜死去的女儿，最终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