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胡宗南意外捕获了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在解放军中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刘亚生，他将刘亚生请至自己的私宅，予以优待，为了促使刘亚生投降，胡宗南还特别指派手下安排了一位貌美的女特务，企图通过美人计来让刘亚生屈服，他这么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1948 年底的长江江面，寒风卷着浪沫拍打船身，刘亚生被绑在船板上，却高声唱起了《国际歌》。   敌人举着枪呵斥 “不许唱”，他反而唱得更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声音，也是一位共产党人用生命对信仰的告白。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钢铁战士，曾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材生，革命路上留下诸多印记。   时间回到 1935 年的北平，19 岁的刘亚生站在 “一二・九” 运动游行队伍最前排。   他举着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标语，面对军警的水龙和警棍，毫不退缩。   游行结束后，他秘密组织同学印发传单，向民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这次运动，让他坚定 “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 的信念，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1936 年，刘亚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却没把精力放在课本上。   他牵头成立 “进步读书会”，组织同学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   校方察觉后要将他开除，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据理力争：“爱国何错之有？”   最终校方妥协，但他知道，单纯的学生运动不够，必须投身实际革命斗争。   1938 年，刘亚生放弃北大学业，背着行囊奔赴延安。   在抗大学习期间，他成绩优异，多次在理论研讨会上发言，获领导认可。   毕业后，他主动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被分配到 359 旅，跟着王震到南泥湾。   那时南泥湾荒无人烟，他带头扛锄头，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   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刘亚生不仅是参与者，更是组织者。   他深入连队调研，制定 “开荒竞赛” 方案，还编写《生产简报》宣传先进典型。   在他推动下，所在部队当年开荒 2000 多亩，收获粮食 10 万斤，缓解边区粮荒。   战士们笑称：“刘副主任不仅懂理论，搞生产也是一把好手！”   1941 年，359 旅承担保卫边区任务，刘亚生兼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他创作《南泥湾好》《开荒歌》等歌曲，在部队和群众中广为传唱。   他还组织文艺队深入田间演出，用快板、话剧鼓舞生产和战斗热情。   这些工作让 359 旅凝聚力大增，成为边区的 “模范旅”。   1944 年，359 旅奉命南下抗战，刘亚生随部队转战湖南、广东等地。   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日军包围，他主动请缨带领突击队突围。   他利用熟悉的地形，深夜带战士绕到日军后方，炸毁弹药库，为大部队突围创造条件。   这次战斗后，他因战功记二等功，却从不向人提及。   1946 年，国民党发动内战，359 旅奉命北返，刘亚生突围中突发肠胃病。   疼痛让他无法行走，战友要抬他走，他坚持：“别管我，保住大部队要紧！”最终，他被叛徒出卖，落入胡宗南手中。   被俘前，他销毁机密文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胡宗南为劝降刘亚生，先将他请进私宅，还特意安排一位穿旗袍的女特务。   女特务端着茶水娇声道：“胡长官说，只要您归顺，高官美人都有。”   刘亚生却指着她问：“姑娘，你知道 359 旅在延安开了多少亩荒地吗？”   女特务瞬间懵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他接着道：“你们这花架子，还是省省吧！”   见美人计失败，胡宗南又摆上满桌酒菜，说 “少将职位任你选”。   刘亚生看着佳肴，想起南泥湾的小米饭，冷笑道：“我饿肚子也不吃你们的饭。”   他把碗里的红烧肉挑出来：“狱里还有难友没吃饭，不如给他们送去。”   胡宗南恼羞成怒，将他关进看守所，用老虎凳、电刑折磨他。   刘亚生却笑着说：“这些手段吓不倒我，我见过南泥湾的荒土变良田，就信革命能成功。”   1948 年底，敌人见劝降无望，决定杀害他。   临刑前，他向狱友告别：“我先走一步，你们要坚持到底，等着胜利那天。”   他还把藏在衣服里写有革命理论要点的纸条，偷偷塞给年轻狱友：“好好学，以后用得上。”   如今，南京长江边的革命烈士陵园里，矗立着刘亚生的纪念碑。   碑文中详细记载他的人生：从北大高材生到革命战士，从南泥湾开荒到狱中坚守。   每年都有学生、军人和群众来献花，聆听他的故事。   他的事迹被编入地方党史教材，在南泥湾创作的歌曲，仍被人们传唱。   刘亚生虽牺牲 70 多年，但他的精神从未远去。   他用一生证明，信仰不是空洞口号，体现在开荒的实干中，面对酷刑的坚守中。   这位从书斋走向战场的共产党人，用生命为 “初心” 写下最厚重的注脚。       信源：《晋察冀军区史》、《胡宗南年谱》、《革命烈士刘亚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