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1822年—1905年)，字心如，号笠云，甘肃伏羌(今甘谷)人，晚清西北文坛与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左宗棠称其“学问人品当代罕有，而吏治尤为陕甘第一”(《陇右近代诗钞》)，钱仲联言其“著述宏富，近代陇右无人过之”(《道成诗坛点将录》)，评价之高，足见其时人及后世学界对其地位之认定。其诗文与著述，在关陇大地上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

王权出身书香门第，早慧，十二岁学诗文，“援笔立就，老宿莫不惊赏”(《笠云山房诗文集》)。十六岁(1838年)府试第一，主考陈世镕见其才器，引为弟子，“时携至会城，教以文”(《笠云山房诗文集》)。陈世镕在道、咸间陇右文坛颇具声望，对王权影响极大。王权古文“胎息韩柳”，宗唐而不泥唐，宗宋而不陷宋，皆此段师承所赐。当时甘陕文风偏弱，王权少年已立旨于学术文章，可谓其一生根柢所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王权中举，其后数度北上会试，皆不第。心灰意冷之后，王权不再虚耗于举场，遂出任徽县正兴书院山长，开始了其漫长的讲学生涯。自三十三岁任山长起，至四十九岁得授沔县厘务，王权在讲席与幕府之间往来十六年。

咸丰十一年(1861年)，陕甘生变，延及文县，番羌勾连，文县一带屡有冲突。县令被困，危急之际，王权与淡树璜、生员萧继先招抚哈南寨、草地沟等三十余寨，使局势一时安定。此役之后，李怀庚、张笠翁等皆欲荐其升任知县，王权辞不就。次年(1862年)其父王汝揆殉城于平凉，王权悲痛欲绝，次年入巩秦阶巡道林之望幕下，协助制定平定策论，幕府诸事多赖其谋划。

同治五年(1866年)王权辞幕，还任天水陇南书院山长。同治八年(1869年)奉召赴京，途中由陕西至河南、河北，沿途赋诗数十篇，既纪景物，亦抒乱后山河之感。是年受同治帝与慈禧、慈安两宫召见，赏识其才名。翌年返回西安补官，授沔县厘务(今勉县)。沔地山水秀丽，武侯祠古木苍苍，触动其诗兴，《汉中》《沔县谣》皆此时所作。

同治十年(1871年)调延长知县。同治十二年(1873年)延城生变，王权率众力守，一战败敌，有《延城戒严》二诗记其事。同治十三年(1874年)转任兴平知县，任期最久。光绪三年(1877年)辞归，三年后因不肯虚报粮食产量，为上官所忌，被免，百姓遮道挽留。光绪八年(1882年)入省为乡试同考官。光绪十一年(1885年)调富平，然年已六十有三，自觉难再与杂务争衡，托友樊增祥向巡抚陈情辞归。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式解组，返回甘谷闭门著述。

王权辞官后的著述，以“著作等身”形容不为过。《舆地辨同》《辨同录》考订地望异同，旁搜博采，为一时典雅之作；《典昉》《诂剩》皆治经训诂，显其学术根柢；《童雅》用以启蒙儿童，颇得《三字经》《千字文》之法；《炳烛杂谈》《子雋择语》多为政事议论，风格简远，不杂浮词。与任其昌同修《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二十五卷，为清末陇右地方文献的重要成果。至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朝廷特设鹿鸣宴嘉奖宿儒，以王权著述之巨、声望之隆，加四品衔。翌年卒于家中，享年八十四岁。

王权的诗文成就，在清末陇右尤为突出。其诗多正声雅调，不染俗态，得唐人之神气，又参宋人炼句之法。其古文亦沉稳端丽，“胎息韩柳”(《陇右近代诗钞》)，议论处多平允稳健，不事辞华，为学者称重。

王权身处近代巨变之际，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庚子国变皆亲身经历，但其诗文仍坚守儒家士大夫之传统范式。他在《书〈辽史〉后》寄望“睡王昏卧柴荣出”，相信乱世仍有苏时；然庚子之后，心境转趋灰暗。晚年多有长歌短咏，忧国之情溢于字外，是清末士林心影的真实写照。王权一生，仕途未尝显达，而文章自成一体，他往来陕甘之间，讲学育人，治事著书，以一介布衣之力维持乡邦文脉，使清季西北在风雨飘摇中仍存旧学之光。他的品格澄澈，学术沉深，诗文有情有骨，著述丰赡不倦，于乱世尤见士大夫之真气。关陇自清中叶迄民国初年，多以其书为启迪，其治学与立身，更为后辈所奉重。

附：宫内山《得王心如大令(权)咏怀诗，知其仍困长安，作此代柬》：

之子仍牢落，开缄惜此才。

须眉癯病鹤，诗骨冷逾梅。

荐祢徒存草，诗隗未筑台。

稻粱饥凤避，鸡骛漫相猜。

(执笔：清辉编辑：王丽娜)

（黄河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