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4日清晨，沈阳郊区的刑场异常安静。 三十三岁的张志新被押解着走向执行台，她的头发在春风里凌乱飘动，嘴角还残留着未擦去的血迹。 这个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姑娘，原本应该在讲台上讲授普希金的诗歌。 上世纪60年代初，她在机关档案室里偶然发现了不同版本的党史材料，那些被墨水遮盖的段落让她开始怀疑报纸上反复宣传的理论。 同事们说她"钻牛角尖"，丈夫劝她"少管闲事"，但她书桌上的《共产党宣言》始终摊开在第37页。 看守所的铁窗映着她日渐消瘦的脸。 1969年被隔离审查时，她带着未满十岁的儿子最喜欢的玩具小熊。 审讯记录显示，这个总是轻声说话的女人，在被问及"是否认罪"时突然提高了音量："我只是说了实话。 "后来这只小熊成了狱友们传递消息的信物，藏在被子深处听她讲《复活》里的故事。 执行前的那个夜晚，管教送来新棉衣。 她没有穿，而是用针线把写满字的纸条缝进旧棉袄夹层。 这些后来在平反时被发现的文字里，没有一句忏悔，只有对"思想改造"的疑问："难道真理也需要屈服吗？"看守员在回忆录里写，那天凌晨她哼着《喀秋莎》，声音像碎玻璃在风中碰撞。 1979年冬天，辽宁省高级法院的法官们在档案室里发现了这份泛黄的卷宗。 当"反革命"的罪名被划掉时，窗外的雪正好落在卷宗上那行"割喉执行"的批注上。 平反大会那天，她八十岁的母亲颤抖着抚摸女儿留在看守所的毛衣，针脚细密得像从未断过的呼吸。 现在去辽宁档案馆查阅资料，还能看到那份特殊的处决记录。 纸张边缘有个小小的牙印，据说是当时记录员紧张时咬的。 旁边陈列着她在狱中用发簪刻字的肥皂盒，"真"字的最后一笔刻得特别深，像是要刻进历史的墙里。 档案馆的灯光下，泛黄的判决书旁放着她未写完的读书笔记。 最后一页停留在"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句，钢笔水在"生命"二字上洇开一小片墨渍，像一滴凝固的眼泪。 四十六年过去，那页纸的边角已经卷起，但每个字都还站得笔直，像那个不肯弯腰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