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孩子如果不读书还有没有出路？ 我告诉你，大概率是没有的。 我住的老小区门口，老周的修鞋摊支了快三十年，木头鞋楦被磨得油光锃亮，旁边堆着的旧轮胎里，总插着一把掉漆的铁皮剪刀。 他闺女小菊高中没读完就不念了，说坐教室里头晕，非要跟着老周学修鞋——街坊们都说这孩子傻，好好的书不念，将来跟她爹一样，风吹日晒挣辛苦钱。 那天我去钉鞋跟，正看见小菊蹲在摊前，手里捏着根细钢针，对着一只运动鞋的网面缝补，针脚密得像蜜蜂窝，老周蹲旁边抽旱烟，烟圈一圈圈飘在她蓬乱的头发上。 今年开春的一个周末，我去取修好的皮鞋，见小菊在摊边摆了个小桌子，上面放着几部旧手机，正拿个镊子拆屏幕。 老周瞥了她一眼，烟袋锅在鞋楦上磕了磕：“修鞋就修鞋，鼓捣那破手机干啥？能当饭吃？” 小菊没抬头，手指灵活得像穿花蝴蝶，嘴里嘟囔：“王奶奶的老年机黑屏了，我帮她看看——现在人都用智能手机，修鞋的活儿越来越少了。” 接下来俩月，小菊的修鞋摊多了个“手机快修”的纸牌，她从废品站淘来一堆旧手机零件，晚上收摊后就抱着看教程，有时候路灯都灭了，她还蹲在楼道里拿手电筒照着研究——有回半夜我倒垃圾，见她蹲在楼梯口，膝盖上放着块电路板，嘴里数着“电阻、电容、二极管”，声音轻得像蚊子叫。 老周气坏了，把她攒的零件全扔垃圾桶，爷俩吵了一架，小菊哭着跑出去，在小区花园坐了半宿，第二天回来时，眼睛红通通的，手里却多了本从图书馆借的《手机维修基础》。 “爸，”她抽着鼻子说，“我不是不务正业，你看咱这摊，一天才接三五个活儿，隔壁街小张修手机，一天挣的比咱一周还多——我学会了，以后咱摊也能接这活儿。” 转机出在六月初，楼上刘叔的智能手机突然开不了机，里面存着孙子的照片，急得直转圈。 小菊凑过去说“叔你让我试试”，然后从包里掏出螺丝刀、撬片，鼓捣了不到半小时，手机“叮”一声亮了——她指着一个小小的充电接口说：“是这里接触不良，我帮你换个新的，二十块钱。” 老周站在旁边，手紧紧攥着修鞋刀，指节发白——他看着刘叔连声道谢，看着小菊把二十块钱小心地放进铁盒，突然转身回屋，抱出个旧木箱，里面是他攒了多年的私房钱：“拿去，报个正规的手机维修班，系统学学，爸以前……是爸没见识。” 有人说小菊这是碰巧，手机坏的不是大毛病；也有人说她没文凭，干这行没前途——可我见过她笔记本上画满的电路图，见过她为了弄懂一个芯片功能，坐两小时公交去电子城请教老师傅，见过她把客户落下的手机膜偷偷换成新的，说“人家信任咱，不能糊弄”。 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巧手”，不过是别人聊天的时候，她在记笔记；别人看电视的时候，她在拆零件；别人嫌麻烦的时候，她在琢磨“为啥会坏”罢了。 小菊这么拼，是因为她十二岁那年，老周的修鞋机坏了，说明书是英文的，找了好几个师傅都修不好，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机器报废——那天她就暗下决心，以后不管干啥，都得弄明白“为什么”，不能像爹一样，被不认识的字困住。 而老周从反对到支持，不只是因为闺女修好了刘叔的手机，更是因为他发现，现在来修鞋的人越来越少，倒是常有人问“手机屏碎了能换不”“充电没反应咋整”，再不跟着学，这摆了三十年的鞋摊，真要被时代甩在后面了。 现在小菊的“老周修鞋·手机快修”招牌挂得老高，修鞋、修手机的人排着队，上个月爷俩一算账，挣的钱比去年多了一倍还多——老周把摊旁边的小隔间收拾出来，摆了张工作台，上面放着小菊给他买的老花镜和《手机维修常见故障手册》，爷俩有时候一起研究，一个穿针引线补鞋帮，一个拿电烙铁焊零件，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把铁盒里的硬币照得闪闪发亮。 长远来看，小菊说年底想去考个电工证和计算机等级证，“有证心里踏实，客户也更信得过”；老周则开始学着用微信收款，说“以前收现金怕收到假钱，现在一扫就行，真方便”。 这事儿让我明白：读书不只是坐在教室里背课文、考分数，生活本身就是所大学校——关键是你有没有那个心，把遇到的难处当成课本，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当成学习，就像小菊说的，“路得自己走，但得先知道往哪儿迈脚，这‘知道’，就是学习”。 所以现在再有人问我“孩子不读书有没有出路”，我还是会说“大概率没有”，但我会多嘴补一句：这里的“读书”，不只是指考上大学拿文凭，更是那种不肯认输、愿意琢磨的劲儿——就像小菊，她没读完高中，却把日子过成了一本越翻越厚的书，每一页都写着“别怕难”和“往前走”。 傍晚的小区门口，老周和小菊正收拾摊子，夕阳把他俩的影子拉得老长，叠在磨得发亮的木头鞋楦上，像一朵慢慢开起来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