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回到家，妻子眼神冰冷陌生：“大叔，你找谁？”于敏转头看向身后，喉头哽咽：“你叫我大叔？   1962年秋天，于敏拎着简单的行李站在北京自家的院门口，因为长期在野外作业，原本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变得面容黝黑、胡茬满脸，甚至身上的衣服都透着洗不净的土腥味。   当妻子孙玉芹端着洗菜盆推门而出，眯着眼打量眼前这个“流浪汉”并礼貌询问“同志您找谁”时，于敏愣住了，这种近在咫尺却形同陌路的生疏，成了那个年代他身上最隐秘的伤口。   1961年春天，于敏的人生彻底改变了，在一间办公室里，组织希望他从研究原子核转向氢弹理论，当时他已经在原子核领域做得风生水起，但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这不仅是要换一个研究方向，简直就像把自己过去的一切都抹掉，从那以后，学术期刊上再没有他的名字，家里的物理书换成了杂书，邻居眼中那个聪明的北大学子，变成了一个整天神神秘秘、看起来无所事事的“普通职员”。   那时候没有超级计算机，搞氢弹研究全靠人力，在上海攻关的一百多天里，整天就听见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和计算机打纸带的声音。   于敏最常用的就是铅笔、计算尺，还有他那特别会算的脑子，有一次为了核对一个重要数据，他三天三夜没合眼，实在撑不住了就趴在桌上睡一会，醒来用冷水洗把脸继续算。   最苦的时候，他们团队轮班守着那台老式计算机，生怕浪费一秒钟，有个年轻研究员累得在纸堆里睡着了，于敏悄悄把自己的外套盖在他身上。   就是在这样拼命的压力下，那些别人看不懂的数字，在他眼里慢慢变成了物理规律，当最终成功的那一刻，他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暗语，但这句话的分量，比千言万语都重。   在西北戈壁滩上，条件更加艰苦，水是咸的，风一吹，饭碗里全是沙子，于敏本来身体就不好，在这么差的环境里还要高强度工作，经常疼得直冒冷汗。   甚至到了最关键的一次试验，他胃病发作，疼得厉害，还是让人把床搬到观测点，躺着看数据。   1967年6月，当巨大的蘑菇云在远方升起，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他却默默走到一边，点了支烟，后来他病倒在床上，昏迷中还在念叨：“数据对了。”   国家的成功背后，是他自己小家付出的代价，在妻子孙玉芹眼里，丈夫既神秘又经常不在家，冬天孩子发高烧，她只能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背着去医院，摔倒了也不敢告诉丈夫。   于敏不是不心疼家人，深夜他看着妻子给他灌热水袋暖脚，心里满是愧疚，1965年，他要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前，偷偷留下一封信，嘱咐妻子万一他回不来，一定要照顾好孩子，他不是不知道家里的难处，只是把所有的情感都压在心里，全心全意扑在计算上。   这样的隐姓埋名，持续了整整二十八年，直到一九八八年解密，妻子才知道丈夫做了这么了不起的事。   但荣誉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晚年于敏最喜欢陪妻子逛菜市场，想多弥补一些对家庭的亏欠，可是当二零一二年妻子先一步离开时，这个在戈壁滩上面对核爆炸都没慌过的硬汉，在葬礼上哭得像个孩子。   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感情，都留在了他的遗物里，除了那张写着“来生再还”的照片，还有一行小小的数字——那是国家大事发生的时间，也是他不得不亏欠家庭的证明，于敏这一生，用最精确的计算撑起了国家的尊严，却没能给自己家算出一个安稳的日子。 信息来源： 人民网《“氢弹之父”于敏去世　曾隐姓埋名28年》 人民网《礼赞功勋  嘉奖英雄》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红色经典家风故事——于敏：干惊天事业 传淡泊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