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地下党钱瑛撤退时不幸被捕。她为了不暴露身份，借口肚子疼要去上厕所，趁此机会，她把身上的一块怀表扔进草丛里，刚丢完就看到敌人来催促她了。 揣在兜里的那块表，烫得跟颗手榴弹似的。 1932 年押往南京的路上，她无暇思虑生死，一心盘算着清除这颗危险的 “雷”。表面上说肚子疼要方便，实际上是在做一场精密的资产剥离。蹲在草间不过几秒，她便完成身份重置，从谭寿林的妻子，化作无名无籍的村妇彭友姑。 手腕一甩，怀表消失在野草深处。起身的时候，她脸上什么波澜都没有，就像扔掉的只是颗石子。敌人催得紧，她慢悠悠站起来，拍拍裙摆，转头跟上队伍。那一刻，她把丈夫留下的唯一念想核销了，换回来的是一张干净到查不出破绽的履历表。 这不是钱瑛第一次干这种狠事。早在咸宁老家，她就展示过这种止损能力。商户家的闺女，十里八乡都叫她才女六姐，家里做买卖，不缺银子也不缺见识。父母给她安排了门亲事，按老规矩来说，这是桩稳赚的买卖。可她不买账，拿剪刀往脖子上戳，血流了一地才把这桩婚事搅黄。你看，为了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从来不怕付违约金。 1927年在九江总工会干活，国民党特务踹前门的时候，她已经翻窗跑了。这不单是手脚利索，更是对风险的精准预判。只要慢一拍，她的人生就得在那一年烂尾。而后奔赴上海，于那繁华都市的人潮里，邂逅谭寿林。这座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城市，见证了这场意外却又意义非凡的相逢。这人是北大出来的，广西贵县人，比她年长几岁，1923年入的党，算是老资格。两人在全总共事，1928年冬天成了婚。这或许堪称她人生中最暖心的一笔投资。它如冬日暖阳，驱散阴霾，让岁月添彩，于漫漫人生路上，留下一抹不可磨灭的温馨亮色。 可惜乱世里的幸福，折旧速度太快。没几个月组织派她去莫斯科学习，到了苏联才发现有了身孕。孩子生下来也没法带，1931年春天她要回国继续干活，临走去保育院抱了女儿最后一次，眼泪硬是憋回去了。转身就走，没回头。她明白，一旦心软，这笔名为母爱的债就会拖垮她回国的脚步。 回来后本该和谭寿林去洪湖苏区，结果总工会出了岔子。谭寿林留下收尾，让她先撤。这一别成了永别。五月底丈夫在雨花台被枪毙，35岁就没了。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她瞬间惊愕失色，整个人陷入茫然之境。然而，残酷的现实容不得她沉浸于崩溃情绪，只能强撑精神应对。丈夫这条命已经搭进去了，她要是再因为悲伤暴露身份，那就是双倍的亏损。 她擦干眼泪，把仇恨压在心底，转头潜进江苏省妇委。为了活命，她把过去在苏区的经历全部抹零，简历干净得像张白纸。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周超英叛变带人来抓她时，敌人查不到她的底细。但那块表是唯一的破绽，是她不愿意平账的最后一笔坏账。那是谭寿林留下的唯一信物。 直到被押解的路上，她才明白这块表留不得。扔掉它的时候，她其实是在心里跟谭寿林做最后的告别：你的命丢了，我得活着把我们没干完的活儿接着干。此乃一场理性的博弈，在这充满算计与权衡的情境中，感情宛如稀世的奢侈品，成了遥不可及、难以奢望之物。 踏入国民党模范监狱，审讯室内阴森可怖。各类刑具一应俱全，皆被加诸于身，残酷之景令人胆寒，尽显牢狱之黑暗与审讯之残暴。皮鞭、老虎凳，精神折磨也没断过，她就咬死一句话："我叫彭友姑，不识字，不是共产党。"敌人手里没实物证据，那块唯一能定罪的怀表已经在草丛里生锈了。光凭叛徒周超英的口供，在法律程序上很难定死罪。最终，敌人黔驴技穷，对她再无计可施，无奈之下，只能判处其十五年有期徒刑。 这15年是她为活命支付的时间成本。纵世事纷扰、交易盈亏难测，然只要人尚在，便有无限可能与转机。如此，这笔买卖便不算亏，毕竟人，才是一切希望的根源。关进首都反省院后她也没消停，把监狱当成新战场，带着难友跟看守对着干。囚于暗无天日的狭小牢房三月，她愣是咬牙挺了过来。这种生命力强悍得吓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重新合作。靠着党组织出面营救，钱瑛才重获自由身。这一坐就是四年多。出狱后她没歇着，立马投入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像台加满油的机器，一直干到新中国成立。后来她当了中南局组织部长，位高权重。 那些苦难、牺牲、鲜血，都成了她胸前勋章的底色。很多人只看到她后来的风光，却看不懂她心里那本账。在那个荒草丛生的夜晚，扔掉怀表是她这辈子最赔本也最划算的买卖。赔掉的是作为妻子的最后一点念想，赚回来的是作为革命者的未来。 草丛中那块怀表，正是无可辩驳的证明。它静静躺在那里，看着钱瑛远去的背影，也看着这个国家是如何被这一群狠人从深渊里拉上来的。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因为有人在那个寒冷的夜里，把最珍贵的东西扔进了荒野。就算心像被刀剜，手也得稳如磐石。 参考文献：湖北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