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属于谁？88克重的金印能做出回答吗？ 在东北亚历史研究的争议漩涡中，“高句丽归属”始终是核心议题。韩国部分学者将其纳入民族历史谱系，甚至在教科书中重构其“半岛帝国”形象，而中国则坚持其为古代东北边疆政权。2025年回归祖国的“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这方仅88克重的文物，能否为这场千年争议画上句号？答案藏在金印的形制、铭文与历史语境中。 这方金印并非孤立的考古发现，而是实证链条的关键一环。其通高2.8厘米，印台高0.6厘米，印面2.4×2.3厘米，完全符合汉晋时期官印的标准规格 。经多学科鉴定，其合金配比、铸造工艺、印文錾刻风格与同时期中原王朝授予少数民族的金印高度契合，确认其为西晋官方册封信物。印文中“高句骊”即“高句丽”，“归义”二字直指核心——这是中原王朝对边疆族群归附的正式认可，彰显了高句丽与西晋的隶属关系。加上此前发现的6方相关册封玺印，完整的证据链清晰证明：高句丽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管辖体系之下。 金印背后的历史语境，更印证了高句丽的边疆政权属性。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在今吉林桓仁建立政权，后以汉朝玄菟郡高句丽县为名，正式定国号“高句丽”。其核心疆域长期位于中国东北，早期都城在吉林集安，四百余年后才迁至平壤，统治民族扶余人始终保持与中原文明的深度交融——用汉字、遵汉制、行汉礼，国王继位必须接受中原王朝册封。曹魏毌丘俭征伐高句丽后立碑纪功，西晋册封“归义侯”，隋唐延续册封传统，这些史料与金印相互印证，构成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韩国方面的主张，本质是民族叙事对历史事实的偏离。公元918年王建建立的“王氏高丽”，虽借用“高丽”之名，却与高句丽毫无直接继承关系——两者族群不同（前者为新罗后裔，后者为扶余人）、时间断代（间隔两百余年）、疆域无重叠（王氏高丽未及中国东北核心区）。韩国之所以执意“认亲”，源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对独立历史叙事的需求，将曾与隋、唐抗衡的高句丽塑造成“民族荣耀”，却忽视了其边疆藩属的本质。2004年联合国将中国境内高句丽王城、王陵列入世界遗产，明确其“中国东北古代政权”属性，已从国际层面否定了单方主张。 88克金印的重量，远不及它承载的历史分量。它并非单独回答归属问题，而是与《三国志》《晋书》等史料、集安高句丽王陵、好太王碑等考古遗存形成合力，共同还原历史真相：高句丽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建立的边疆政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组成部分。那些试图割裂其与中原王朝联系的观点，既无视金印这样的实物证据，也违背了“册封—朝贡”的历史传统。 当然，历史争议的消解不能仅靠一件文物，但这方金印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证。它告诉我们：历史归属不应由现代民族认同随意重构，而应扎根于文物实证与史料记载。高句丽的王城在吉林、王陵在中国、册封来自中原、文化源自华夏，这些铁一般的事实，不是修改教科书就能改变的。 88克金印给出的答案清晰而坚定：高句丽属于中国古代边疆政权的历史范畴。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历史事实与民族叙事的博弈，而文物永远是最公正的裁判。尊重金印承载的历史信息，就是尊重历史本身；承认高句丽的边疆政权属性，才能真正推动东北亚历史研究的理性发展。这方小小的金印，不仅终结了无谓的争议，更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