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美国青年大卫来到广东珠海当教师，听说每月工资3000元，和校长大吵一架，最后校长屈服了。按照大卫的要求，他的工资降低到每月1000元。 这场架吵得值不值？估计搁一般人身上，恨不得校长给得越多越好，恨不得住进海景房。可这老外脑回路清奇，跑去打听了一圈，发现身边的中国同事才拿一千来块，宿舍里连个像样的电器都没有。这下他不干了，梗着脖子跟校长理论：凭什么我特殊？都是一个学校上班，我的脸也没比谁白啊。 说真的，九十年代的珠海是什么地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特区里的特区。那时候的三千块，搁普通人眼里那是天文数字，相当于现在好几万的购买力。大卫倒好，死活要把工资降下来，非要挤进没空调的宿舍。这画面想想都滑稽，校长想给钱，还给出仇来了。 后来看他的采访才整明白，这人是真把钱当身外之物。他在美国出身不错，不缺这个。他来中国，或者说他活着的意义，压根就不是为了往银行存折上加零。他是那种夜里睡不着觉会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活着”的人，这个问题一问，很多人就慌了，得赶紧吃片安眠药压下去。他不，他顺着这个问题走，一直走到中国的大西北。 人就是这么奇怪。越是拼命想抓点什么的，最后往往两手空空；越是舍得往外掏的，心里头反倒装得满满当当。后来他又从珠海折腾到兰州，又从兰州跑到甘肃东乡，那个地方穷得让本地人都想跑。他又嫌工资高了，非要往下降。降到最后干脆不拿工资了，自己贴钱过日子。一米九几的大个子，穿着露脚趾头的鞋，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给孩子们盖学校。脚臭不臭？他说臭，正好冬天闻不到。 我们身边总有人算账，算来算去无非是划算不划算。可大卫这笔账，估计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算不明白。他花掉了自己的青春，花掉了美国舒服的日子，花掉了所有攒钱的机会，换来的是啥？是东乡那十几所学校，是一帮孩子哭着喊“大卫你快回来上课”，是一面走到哪带到哪的中国国旗。 很多人觉得他傻，疯，不正常。可他有一句话挺戳人：我有两只手，我有力气，我有时间，我有能力，我就能帮别人。这不是雷锋教的，也不是美国教的，是良心教的。 这话听着虚，可你看看他做的那些事，桩桩件件都是实打实的。咱们天天喊着精致利己，算计来算计去，把生活过成了一场精打细算的买卖。到头来发现，真正的富人是那种啥也没攒下、却啥也没错过的人。 他那个全部家当的帆布包，装着一顶旧帽子、一本相册、两套换洗衣服、一双臭鞋、还有一面五星红旗。这就是他六年在中国的全部家产。穷吗？穷得叮当响。可你再看他在《实话实说》上那眼神，干净得发亮，比那些穿金戴银的不知道富多少倍。 一个人活明白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不被钱绑架，不被别人的眼光左右，知道自己该去哪，该干什么，然后就去干了。他说过一句话：教育要去最需要的地方。这话听着像口号，可他真就这么干了二十多年。从珠海到兰州，从兰州到东乡，越走越偏，越走越穷，可他越走越起劲。 有人说他是洋雷锋，他说不是，只是凭良心。这话说得轻巧，可真能凭良心活着的人，掰着手指头数数，能有几个？良心这玩意儿谁都有，可能真把它当事儿办的，不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