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五年，张掖城外。
隋炀帝杨广坐在一座临时搭起来的高台上，看着脚下二十七国的使者轮番上前敬酒。高昌王、伊吾吐屯设、还有西域那二十几个小国的头目，谁也没敢抬头。
这场面史书上叫"万国来朝"。
后人翻到这一段，张口就是四个字：好大喜功。
可没人愿意琢磨一下，把这帮人弄到张掖来，到底图个啥。
要弄明白这事儿，得把镜头往回拉一点。隋朝刚立国那会儿，西域的生意是怎么做的？答案挺扎心，中原商人根本插不上手。从敦煌往西一直到波斯，整条丝绸之路被两拨人攥得死死的，一拨是吐谷浑，一拨是西突厥。
吐谷浑卡着青海道，西突厥占着天山南北。中原的丝绸要往西走，得先卖给粟特商人，粟特人再转手卖给突厥贵族，突厥人加一道价，最后才到波斯和拜占庭。一匹绢从洛阳出发，到了君士坦丁堡，价格能翻几十倍，中间的差价全让二道贩子赚了。
更难受的是，西域那些小国想跟中原做生意，也得看突厥脸色。可汗不点头，谁也别想东行。
杨广干的第一件事，是派裴矩去张掖。
裴矩这人有意思，搁在隋朝官员里算个异类。别人去边关是熬资历，他去是做田野调查。在张掖蹲了好几年，把来往的胡商一个个请进帐子里喝酒，问路线，问物产，问风俗，问哪国跟哪国有仇。蹲完回来交了一本书，叫《西域图记》，三卷，四十四国，连每个国家的服饰花纹都画出来了。
这本书现在只剩个序言，可就这个序言，把当时西域的三条主要商路写得清清楚楚。
杨广拿到书，做的第二件事，是动吐谷浑。
大业五年春天，隋军分四路扑向青海。吐谷浑可汗伏允一路逃，最后躲进了雪山。隋朝在原来吐谷浑的地盘上设了四个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这是中原王朝头一回把行政区划画到柴达木盆地里。
青海道，通了。
接下来才是张掖那场大宴的真正意思。
杨广亲自跑到张掖，不是去看风景。他要让西域二十七国的国王和使者亲眼瞧见，吐谷浑没了，突厥那边也得让一让，从今往后，跟中原做生意不用再交过路费。
这事儿你要搁今天理解，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新平台上线，老板亲自飞到行业会议现场，告诉所有供应商：以前那个收佣金的中间商已经没了，欢迎大家直连。
裴矩在张掖搞了个互市。中原的丝绸、瓷器、铁器摆出来，西域的玉石、香料、马匹堆过去，规模大到连史书都懒得记具体数字，只说"骆驼负而至者，不可胜计"。
那群被骂"劳民伤财"的随行队伍，其实大半是商人和翻译。
故事讲到这儿，得插一句。后世骂杨广这场张掖之行，最常见的说法是为了炫耀，为了排场，为了"夸示中国之盛"。可炫耀给谁看呢？
张掖那地方，长安城里的老百姓一辈子都到不了。要真是面子工程，大可以把这帮使者拉到洛阳，沿途百里挂彩，那才叫排场。
杨广偏偏跑到张掖去见。
为啥？因为张掖是河西走廊的咽喉，是当时中原能控制的最西端的大型城市。把见面地点选在这儿，等于告诉西域诸国一件事：以后你们东来，走到这里就算到家了，不用再往东跑了，货物可以在这里出手，钱可以在这里结。
这是建立了一个交易枢纽。
大业六年正月，杨广又在洛阳搞了一场更大的活动，让西域使者沿着端门街看百戏，街市上的店铺被要求用帷幔围起来，树上缠丝绸。这一段经常被拿出来当证据，说杨广爱面子爱到发疯。
可你仔细看《资治通鉴》那段记载，胡商进店买东西，店主必须请人家免费吃饭，吃完客人要给钱，店主得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人当场愣住，问树上为啥缠绸子，旁边有明白人小声说，这地方穷人还多，怎么不拿绸子给穷人做衣服。
围观的人都听见了。
这条记载特别有意思，它本身就带着批判，说明唐朝史官也觉得这事儿有点过。可批判归批判，效果是真的有效果。那一年之后，西域来洛阳做生意的胡商数量翻了好几倍。
杨广这套组合拳打完，丝绸之路的格局变了。
突厥人手里的过路费收不动了，吐谷浑没了，粟特商人开始绕开突厥直接跟中原对接。隋朝在敦煌、伊吾、高昌这一线设了驿站和守捉，商队走这条线，安全有人管，税收有人收，纠纷有人裁。
唐朝后来在西域那一套安西四镇的玩法，框架是杨广搭的。李世民派侯君集打高昌，走的还是隋朝当年开的那条道。
你要问，杨广这事儿到底算成功还是失败？
成功的部分，是丝绸之路的中段控制权，从突厥手里拿了回来。失败的部分，是这套体系太烧钱，加上后来三征高句丽，国库被掏空，民力被榨干，没等到收益期，王朝就崩了。
修了个高速公路，路修好了，公司倒闭了，下家接手继续收过路费。
张掖那场大宴之后第九年，杨广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缢死。死之前他对着镜子说过一句，"好头颈，谁当斫之"。
那年他五十岁。
裴矩活了下来，先后给宇文化及、窦建德、李渊、李世民打工，一直活到八十岁。《西域图记》的原书在唐朝中后期失传，只剩一篇序，收在《隋书·裴矩传》里。
序的最后一段，写的是从敦煌出发的三条路，北道、中道、南道，每一条都通到地中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