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被错杀究竟是谁下达的命令，多年来真相成谜；唯有邓子恢坦诚承认：我在其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高敬亭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灵魂人物，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带着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日军进大别山时都怕他，说他的部队是“山林里的老虎”，1938年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他当司令员，带着3100多人在皖中打游击，半年就歼敌2000多，还打下了安徽第一个县城庐江，战士们都服他，说跟着高司令打仗有奔头 。可他性子倔，认死理，跟新四军军部在东进抗日的路线上闹了矛盾，军部让他率部东进淮南，他觉得皖中才是根据地老巢，硬要留在原地，还把不听话的团长周骏鸣给撤了，这在当时就是抗命，军部上下都觉得他“山头主义”严重，不服从统一指挥。1939年6月，叶挺军长带着邓子恢、张云逸到江北，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厂开高干会，当场把高敬亭抓了，定了“反党、反中央、不服从指挥”等七条罪名，其实这些罪名大多是夸大的，当时党内“左”倾思想还没完全肃清，对地方武装领导人总带着猜忌，高敬亭的固执正好撞在了枪口上。

公审大会开了三天，邓子恢是主持人，他当时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会上他把高敬亭批得厉害，说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他心里清楚，高敬亭只是跟军部有分歧，根本没到该杀的地步，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当时气氛太紧张，大家都怕被说成“同情反党分子”，没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6月24日那天行刑，地点在安徽当涂县的一片荒地里，高敬亭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对着大别山的方向磕了三个头，枪响的时候，他才32岁，而中央发来的“暂缓处置，调延安学习”的电报，晚到了整整一天，叶挺军长得知后气得拍桌子，说这是“先斩后奏，藐视中央”，可木已成舟，谁也没法挽回。江北指挥部名义上是集体决策，电报是以邓子恢、张云逸、彭康三人名义发的，后来有人追责，张云逸说自己只是附和，彭康更是推得一干二净，只有邓子恢，在1951年安徽干部整风会上，当着几百号人的面，站起来说“高敬亭被错杀，我有责任，当时我同意了，那是一次仓促的决定”，这话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他傻，身居高位还自揽责任，可他只是叹了口气，说共产党人不能不敢承认错误。

高敬亭死了，第四支队的战士们当场就哭了，很多人想跑回大别山继续打游击，后来是徐海东到四支队当司令员，才稳住了军心，可部队战斗力还是掉了一半，原本能在皖中牵制日军的力量，一下子弱了很多，这对当时的抗日战局影响太大了。我总在想，这场悲剧根本不是某一个人的错，是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党内对地方武装的不信任，“左”倾思想的残留，还有战场压力下的仓促决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让一个抗日名将死在了自己人手里。邓子恢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有没有责任，而在于他敢在所有人都沉默的时候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过错，这在那个年代太难得了，很多人遇到这种事，第一反应都是推诿，可他没有，他用自己的坦诚，给历史留了一份真实。1977年4月，总政治部终于给高敬亭平反，说他“在鄂豫皖的革命斗争有功，处死是错误的”，1983年还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这迟到了38年的清白，再也换不回那个在大别山打游击的年轻司令了 。

邓子恢后来在日记里写，“若高不死，华中之局或可更早打开”，这话里的遗憾，隔着几十年都能感受到，他到晚年还总跟身边人说，当年要是再坚持一下，再等一等中央的电报，高敬亭就不会死，这种愧疚，他藏了一辈子。我觉得，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看他的功过，更要看他面对错误的态度，邓子恢用自己的坦诚，给我们上了一课，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不敢反思。现在有些人总喜欢把历史责任推给别人，可他们忘了，真正的勇气，是直面自己的过错，哪怕过了很多年，也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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